揭秘毛澤東的英語水平：一個單詞決定鄧小平地位【6】

　　根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需要，毛澤東一開始就把學習英語的重點放在閱讀政論文章和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上。為進一步加深理解，毛澤東常常用馬列著作的英文版作教材，比如《哥達綱領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共產黨宣言》，一方面學了英語，另一方面也學了理論，用馬列主義來指導革命工作，解決實際問題。在與吳旭君一起讀英語時，毛澤東要求她“多背點政治術語和單詞”。在跟章含之學英語時，毛澤東因英語教材以什麼題材為主和她發生了爭論。章含之堅持以文學題材為主，也有新聞、政治等內容。毛澤東則主張以政治題材為主，“七分政治三分文學”。最后，毛澤東對她說：“你可以告訴學校領導，再增加點政治題材，對學生將來工作有好處。”從這裡可以看出，毛澤東學英語，他首先是從政治角度，從革命工作需要出發的，不是為學習而學習，也不只是為了欣賞英文文學作品。有一次，在飛機上，當服務員問“毛主席，你這麼大年紀了，為什麼還要學英語？”時，毛澤東毫不含糊地回答說：“這是斗爭的需要啊！”

　　二是研究語言。毛澤東曾明確地說過：“我學英語是為了研究語言，用英語同漢語來比較。”他對漢語的起源、語法、修辭都有深刻了解，常常喜歡把英語同漢語語法、修辭作比較，並提出問題進行討論。他還曾經想學點日語，可后來由於工作實在太忙，未能如願。他實際上想對各種語言進行比較性研究，從而發現規律性的東西。據章含之回憶，毛澤東曾對英語組詞規律發表評論說：“這個英語還蠻科學的。修正主義這個詞從動詞‘修正’來的，加上‘ist’就變人，修正主義者。這個很好記，比漢語有規律。”

　　1963年《毛主席詩詞》出版后，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立即組織翻譯出版英譯本。翌年1月，毛澤東應英譯者的請求，對自己詩詞中的一些詞句，一一作了口頭解釋。在談到“莫道君行早”時，毛澤東說：“‘君’，指我自己，不是復數，要照單數譯。”不過，由於英語與漢語的語系不同，毛澤東也對英語的一詞多義和變化萬端而大傷腦筋。1970年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斯諾時，曾抱怨說：“你們那個總統是president，銀行行長是president，法院院長也是president，小學校長也是president，都是president，這不是就亂了嗎？最近我看到美國一個組織學生鬧事的宗教團體的材料，它那個組織的領導者也是president。”

　　三是積極休息。1959年1月，毛澤東在接見巴西外賓時曾說：“學外文好，當作一種消遣，換換腦筋。”據毛澤東警衛人員回憶說，有一段時間，毛澤東每晚都要學習英語，背誦單詞，讓他休息時，他就風趣地說：“看書是用眼睛，現在是用嘴巴，這樣可使兩種神經交替休息嘛！”他還對曾志說過類似的話：“看一種書疲倦了，就換另一本書，調劑腦筋，也就得到了休息。”在長時間的開會、工作或會見外賓之后，毛澤東常常把學英語作為一種調劑手段。

　　林克回憶說：毛澤東有時“看書、看文件看累了，會議開累了，接見外賓累了，就讓我和他讀英文，一讀英文，腦子就鑽到單詞、句子裡去了，其他別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時他睡不著覺，也把我找來讀一會兒，讀著讀著打起鼾來了。這是一種特殊的休息，也可說是毛澤東式的休息。”

　　1955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休息時，游興很高，接連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頂、莫干山等處。在攀登途中，他常要停下來略作歇息，這時往往就學習一會英語。在國內巡視工作期間，毛澤東也會隨時擠出時間學英語。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后在天津、濟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干部大會上作報告，講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當時工作很緊張，但在旅行途中，他仍以學習英語為樂趣。1960年5月6日至10日，他在鄭州連續會見非洲12國、拉丁美洲8國等4批外賓后，多次用學英語作為休息。

　　四是挑戰自我。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曾說：“主席酷愛讀書是大家都知道的，主席讀書的面也特別寬，為了能夠讀懂馬列的一些原著，他還給自己提出了很高的挑戰，那就是學習英語。”的確如此，毛澤東1954年下決心學英語時，面臨著三大困難：年紀大，基礎差，工作忙，但他知難而進。

　　無論是見到毛澤東的外國人，還是身邊工作人員，都有一個共同感覺：毛澤東性格中最大的特點就是具有強烈的挑戰意識。我國上世紀70年代出版的英漢小詞典，扉頁上都印著這樣一條毛主席語錄：“為什麼語言要學呢？因為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對此，有很多人不理解，覺得此話邏輯不通，難道“不好學”就一定要學嗎？但對於毛澤東而言，“不是隨便可以學好”、“非下苦功不可”本身就是學習語言的理由，因為這是一種自我挑戰。

　　1976年元旦前夜，毛澤東在書房裡會見了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女兒朱莉及其丈夫戴維，並與他們進行了寓意深刻的“跨午夜”談話。朱莉把父親的親筆信交給毛澤東，翻譯唐聞生立刻將它翻譯給他聽。毛澤東非常認真地聽著尼克鬆的來信，高興地說：“歡迎尼克鬆先生來中國。”他還從唐聞生手中拿過那封信，用英語“清楚而准確”地讀出了信上方標明的日期：“December 23,1975（1975年12月23日）”。朱莉感到驚異，她后來回憶說：“毛主席的這個舉動很有力地向我們說明，雖然他身體欠佳，但是這絲毫不使他的敏捷的思想受到影響。”

　　這兩位美國年輕人注意到，他們面前這位82歲的老人盡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盡，“斗爭”的話題卻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樣興奮起來”，“他的頭腦甚至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斗爭”。毛澤東說：“我們這裡有階級斗爭，class struggle！”“八億人口，不斗行嗎?!”“class struggle”這兩個英文單詞，既反映了毛澤東最后的英語水平，也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毛澤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