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的救济福利观：不能再有一点“施舍”涵义【3】

　　李珂认为，宋庆龄的政治思想旨在寻求政治的社会本质和价值属性，探究政治的根本目的，超越了当时现实政治，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宋氏家族亲情影响中国现代历史

　　在中国现代特定的历史平台上，宋氏家族成员各自有着非凡的作为和显赫的名声，以及由此带来的卓越影响力。而当时，由于政见不同，宋氏兄弟姐妹分处不同政治阵营，海南省宋庆龄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程昭星认为，正是由于存在着血浓于水的家族亲情，宋氏家族成员才能在你死我活的激烈阵营斗争中仍然相互照顾、加以保护，而没有出现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由于政治歧见相互残害的悲剧，而这种亲情，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宋家子女各择其径，分道扬镳。宋庆龄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最新的研究资料还披露，早在20世纪30年代，宋庆龄就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远东组织的下属成员，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对处于困境的中国共产党予以极大帮助。而宋氏家庭其他成员，则辅佐蒋介石集团。

　　但是，政治分野并不能动摇宋氏家族成员彼此间的亲情，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抗战中，宋家兄弟姐妹共赴民族危艰，出钱出力，捐献资金和物资，亲赴前线劳军、创建野战医院等等支援抗战。宋子文将自己的宝贝武装税警总团派赴战场，配合十九路军的抗敌作战，为淞沪抗战作出了重要努力。宋庆龄牵头成立“保卫中国大同盟”，募集的药品、医疗器械、现款和其他物资通过种种渠道，源源不断予以八路军和新四军供应。宋美龄不惧危险日夜奔波于抗战前线，车祸身受重伤仍坚持到前线劳军和慰问伤病员，募集款项，筹建医院，发表演说，鼓舞士气，揭露日本人侵略罪行。宋霭龄为抗战事业捐出巨额钱财物资，迁居香港后，还兼任香港“伤兵之友协会”会长，把一部分精力和钱财用于帮助伤员方面，以减轻抗日将士的后顾之忧。

　　程昭星介绍说，尤其宋家兄弟姐妹在西安事变事件中的反应和表现，那既是宋家兄弟姐妹政治上成熟的表现，同时也是浓烈亲情的自然反应。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家兄弟姐妹摈弃政治恩怨，力主和平解决，反对武力讨伐。宋霭龄尽己所能联络各方，宋子文、宋美龄冒险北上入陕，宋庆龄则联系中共，正是在宋家兄弟姐妹的共同努力下，使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为平息内战，开创国共合作、抗日救亡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血液里流淌的民生情怀

　　海南省宋庆龄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郑朝波认为，终其一生，宋庆龄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在这种情怀的深处，暗自流淌着民生主义的血液。

　　1927年9月，宁汉合流后，国民党集体向右转，宋庆龄在党内受到孤立，但她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在三民主义中，宋庆龄非常注重民生主义，她强调“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她认为，“民生主义在我们的革命中是基本的”。在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是最基本的。

　　抗战胜利后，国共分歧加大，内战随时爆发，宋庆龄着重强调民生主义的政治意义，她说，“民生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不能再让人民忍受饥饿，一方面让贪官污吏厚积财富，另方面使忠良官吏诉苦无门。土地问题必须作合理的解决。”宋庆龄还从民生主义的角度对比了解放区与国统区的状况，她称赞说，解放区之所以没有灾荒，是“因为他们遵从中山先生的方案，把土地分配给耕者”，并提出“这样为民生的打算，在全国各地区应予以考虑”。她把解放区看作“是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根据地”。而在当时，解放区的经济条件、地理条件等等比国统区差了许多。宋的看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恼怒。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的民生情怀一如既往。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后，在一种“继续革命”论的影响下，不少人失去了理智，没有考虑经济、政治、历史及人性条件，完全忽视了对待资本家政策的延续性。宋庆龄是少有的在这种狂热状态中保持清醒头脑的人。

　　在各种压力面前，宋庆龄的直耿与敢言依然如故。1956年的鸣放到了1957年变成了反右，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这一年宋庆龄在写给党中央的信中说，“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

　　郑朝波说，在当时，能直言的人不多，能为他人直言的更少。宋庆龄不计利害，一而再地为他人直言，这是一种人道主义情怀的体现。（记者 许春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