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的救济福利观：不能再有一点“施舍”涵义【2】

　　宋庆龄的救济福利观

　　宋庆龄对20世纪的贡献，其中之一是创建并领导中国福利会，为中国的社会福利与救济事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研究馆员朱玖琳认为，宋庆龄的救济福利事业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不同的时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在战争时期，宋庆龄的救济福利观与反法西斯和争取人民民主密切相关。抗日战争打响后，1938年，宋庆龄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这是一个以援助是相互的、援助不是施舍、接受援助是为了自救自助等新的救济思想为指导的救济团体，其宗旨是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服务。

　　朱玖琳说，这一时期，宋庆龄以全球性的眼光指出，救济是反法西斯的救济。1939年，反法西斯战火燃起，然而，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援助未受到重视。宋庆龄向欧美各国发出提醒，远东前线依然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关键地区，“中国的斗争就是你们自己的斗争”。在国内，宋庆龄反对不顾大局的存有党派之见的救济，明确提出救济工作必须有政治立场，即抗日统一战线的立场，她规劝国民党应放弃党派之见，与共产党合作一致抗日。她提出，应首先把援助送给游击作战区。

　　保卫中国同盟在宋庆龄的领导下，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宣传抗战真实情况，并向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募集了大量资金、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支援抗战。许多物资是通过她的精心安排，运往抗日根据地。她团结和组织国际友人和国际医疗队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考察和工作，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记者和医生都是经她安排进入解放区。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主要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宋庆龄主持下进行改组，易名为中国福利会，确定了新的工作任务和方针。中国福利会先后创办了幼儿园、托儿所、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少年宫、儿童艺术剧院、儿童艺术剧场、儿童时代社等一批机构，形成了由妇幼保健、学前教育、校外教育、少儿文艺构成的基本格局。

　　朱玖琳说，这一时期，宋庆龄认为，新中国的救济福利工作不再有一点“施舍”的涵义，它已经取得了一种公认的地位，是国家职能中的一部分，应该走群众路线。因此，宋庆龄强调妇幼文化福利工作的重要性，并将儿童福利工作的重心从救济转向抚育，提出了著名的“缔造未来”思想。宋庆龄认为，“缔造未来”工作应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在物质上做好儿童的保健工作，在精神上加强儿童的思想教育。

　　在宋庆龄的精神财富和人格魅力的吸引下，一大批著名记者、医生、社会活动家、政治家、艺术家、作家，还有许许多多普通群众聚集起来，共同为中国福利会事业服务，宋庆龄开创了新中国救济福利事业的先河。为此，周恩来把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称为“孙夫人的事业”。如今，包括北京、上海、海南各地的宋庆龄基金会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纷纷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朱玖琳说，“孙夫人的事业”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篇章之一。

　　传奇经历形成独特政治伦理思想

　　宋庆龄是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位特殊而伟大的女性。在一生漫长的政治活动中，宋庆龄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海南省宋庆龄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李珂认为，在当今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经历着深刻变革和整合的时期，更加需要宋庆龄充满道德人文主义的先进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引导。

　　李珂说，宋庆龄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缘于她独特的生长环境、独特的身份和独特的成长经历及革命历程。宋庆龄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同时，她的家庭有着浓厚的革命气息，她早年又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熏陶。这种生长环境，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罕见的，中、西方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成为宋庆龄政治伦理思想的文化养料。在宋庆龄嫁给孙中山后，她的政治伦理思想又深受孙中山爱国主义、博爱精神、官为民仆、天下为公等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此外，宋庆龄成长于中国由积贫积弱逐步走向独立、民主、富强的时代，她的革命历程跨越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此，为中国人民谋福利成为了她终生奋斗的道德目标。

　　宋庆龄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时期我国政治道德建设所面临的具体情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伦理思维，她的政治伦理思想蕴含着先进的政治理念，如关注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注重政治品德修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