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的救濟福利觀：不能再有一點“施舍”涵義【2】

　　宋慶齡的救濟福利觀

　　宋慶齡對20世紀的貢獻，其中之一是創建並領導中國福利會，為中國的社會福利與救濟事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副研究館員朱玖琳認為，宋慶齡的救濟福利事業經歷了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在不同的時期有各自不同的特點。

　　在戰爭時期，宋慶齡的救濟福利觀與反法西斯和爭取人民民主密切相關。抗日戰爭打響后，1938年，宋慶齡創建了保衛中國同盟，這是一個以援助是相互的、援助不是施舍、接受援助是為了自救自助等新的救濟思想為指導的救濟團體，其宗旨是為中國人民服務，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服務。

　　朱玖琳說，這一時期，宋慶齡以全球性的眼光指出，救濟是反法西斯的救濟。1939年，反法西斯戰火燃起，然而，世界各國對中國的援助未受到重視。宋慶齡向歐美各國發出提醒，遠東前線依然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關鍵地區，“中國的斗爭就是你們自己的斗爭”。在國內，宋慶齡反對不顧大局的存有黨派之見的救濟，明確提出救濟工作必須有政治立場，即抗日統一戰線的立場，她規勸國民黨應放棄黨派之見，與共產黨合作一致抗日。她提出，應首先把援助送給游擊作戰區。

　　保衛中國同盟在宋慶齡的領導下，通過各種方法和渠道向海外華僑和國際社會宣傳抗戰真實情況，並向愛國華僑和國際友人募集了大量資金、藥品、醫療器械和其他物資，支援抗戰。許多物資是通過她的精心安排，運往抗日根據地。她團結和組織國際友人和國際醫療隊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去考察和工作，斯諾、史沫特萊、白求恩、柯棣華、馬海德等記者和醫生都是經她安排進入解放區。

　　抗戰勝利后，宋慶齡將“保衛中國同盟”改為“中國福利基金會”，主要從事婦幼衛生、文化教育和社會福利救濟事業。

　　新中國誕生后，中國福利基金會在宋慶齡主持下進行改組，易名為中國福利會，確定了新的工作任務和方針。中國福利會先后創辦了幼兒園、托兒所、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少年宮、兒童藝術劇院、兒童藝術劇場、兒童時代社等一批機構，形成了由婦幼保健、學前教育、校外教育、少兒文藝構成的基本格局。

　　朱玖琳說，這一時期，宋慶齡認為，新中國的救濟福利工作不再有一點“施舍”的涵義，它已經取得了一種公認的地位，是國家職能中的一部分，應該走群眾路線。因此，宋慶齡強調婦幼文化福利工作的重要性，並將兒童福利工作的重心從救濟轉向撫育，提出了著名的“締造未來”思想。宋慶齡認為，“締造未來”工作應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進行，在物質上做好兒童的保健工作，在精神上加強兒童的思想教育。

　　在宋慶齡的精神財富和人格魅力的吸引下，一大批著名記者、醫生、社會活動家、政治家、藝術家、作家，還有許許多多普通群眾聚集起來，共同為中國福利會事業服務，宋慶齡開創了新中國救濟福利事業的先河。為此，周恩來把中國的救濟福利事業稱為“孫夫人的事業”。如今，包括北京、上海、海南各地的宋慶齡基金會在內的各種社會組織，紛紛致力於社會福利事業。朱玖琳說，“孫夫人的事業”已經成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篇章之一。

　　傳奇經歷形成獨特政治倫理思想

　　宋慶齡是20世紀中國政治舞台上一位特殊而偉大的女性。在一生漫長的政治活動中，宋慶齡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倫理思想，海南省宋慶齡研究會特約研究員李珂認為，在當今這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經歷著深刻變革和整合的時期，更加需要宋慶齡充滿道德人文主義的先進的政治倫理思想的引導。

　　李珂說，宋慶齡政治倫理思想的形成，緣於她獨特的生長環境、獨特的身份和獨特的成長經歷及革命歷程。宋慶齡的父母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同時，她的家庭有著濃厚的革命氣息，她早年又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熏陶。這種生長環境，在當時的中國是非常罕見的，中、西方優秀傳統道德文化成為宋慶齡政治倫理思想的文化養料。在宋慶齡嫁給孫中山后，她的政治倫理思想又深受孫中山愛國主義、博愛精神、官為民仆、天下為公等政治倫理思想的影響。此外，宋慶齡成長於中國由積貧積弱逐步走向獨立、民主、富強的時代，她的革命歷程跨越了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因此，為中國人民謀福利成為了她終生奮斗的道德目標。

　　宋慶齡在總結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針對不同時期我國政治道德建設所面臨的具體情況，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政治倫理思維，她的政治倫理思想蘊含著先進的政治理念，如關注人民的根本利益、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維護祖國統一和世界和平、注重政治品德修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