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与鲁迅分手的前前后后

　　钱玄同与鲁迅曾经一起师从章太炎，又一起在《新青年》上共同战斗，两人的友谊是很深的。但后来却因故产生嫌隙。现在看来，如果苛求古人的话，仅以此事论，这件事情似乎过于细小。

　　1929年5月鲁迅回北平省亲时偶遇钱玄同。这两位章门弟子，因为一张名片上的姓名问题发生争执，结果不欢而散。钱玄同在鲁迅去世后，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说起过此事:那天，他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马隅卿(孔德校务主任)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在钱玄同看来，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因当时钱因信奉疑古学派而常署此名。于是钱玄同在之后就“自然回避了”。

　　客观地说，钱玄同和鲁迅应该算是同路人，他们的方向大致还是相同的。

　　鲁迅与钱玄同曾一起师从章太炎，又共同在《新青年》一起为新文化呐喊，两人之间的友谊是很深的，但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使两人之间产生了嫌隙。

　　1926年6月，顾颉刚的《古史辩》产生了轰动。鲁迅是不赞成古史辩的观点的，故而撰文进行抨击。而古史辩是由胡适、钱玄同等人倡导的，显然，此时鲁迅所抨击的就不仅仅是顾颉刚一个人，自然也包括钱玄同，于是他们之间的走动也开始少了。

　　3年后的一天，鲁迅到孔德学校拜访马隅卿，恰好钱玄同也在座，看着名片上所印“周树人”3字，钱玄同笑着问:“你的姓名不是已经改成两个字了吗？怎么还用这三字的名片？”

　　鲁迅不高兴了，正色而严肃地说:“我从来不用两个字的名片，也不用四个字的名片！”

　　这里说的四个字，钱玄同以为是在讥讽自己的笔名“疑古玄同”，顿时脸上也布满了阴云。而在这时，顾颉刚走了进来，两人都愣了。鲁迅抨击过顾颉刚的观点，而钱玄同则是顾颉刚的最要好的朋友，鲁迅很快便起身离开，自此，两人再也没有坐在一起。

　　鲁迅很不愉快，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描述了这次邂逅，“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即钱玄同，作者注)，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朱山根(即顾颉刚，作者注)叩门而入，见我即踌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钱玄同在《两地书》中看到这封信，对鲁迅给自己的描述，也发了一番感慨:

　　“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民国)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民国)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民国)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这时，鲁迅已成为左翼文学之魂，受到青年的爱戴和颂扬，报刊多是溢美颂扬的言论。钱玄同对此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文章回忆了他们之间的交往。他说鲁迅“治学最为谨严”；“绝无好名之心”；“有极犀利的眼光”。他举例说，鲁迅“无论校勘古书或翻译外籍，都以求真为职志”。他特别推崇《中国小说史略》，是“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至今还没有第二部书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这些著作都体现鲁迅的求真精神，“极可钦佩，青年们是应该效法他的。”

　　还比如:他治学和写作决非沽名钓誉，而是任凭“自己的兴趣”，这样在写作乃至成书后，“总不肯用自己的名字”，《会稽郡故书杂集》就是一例，这本杂集本是鲁迅编辑，且又作了序，可他在署名时，“不写‘周树人’而写‘周作人’”，他著书只求“精善，从无粗制滥造”，这“也是青年们所应该效法的。”

　　再比如:他的小说抉发的多是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大凡他的文章，真“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钱玄同表示，他对鲁迅的看法，是基于他与鲁迅交往的事实，而除此之外，“我都不敢乱说。”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