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城镇化良性循环必须解决“双轨制”问题

　　核心阅读：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城镇化列入2013年6项工作重点，城镇化战略被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如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议政建言》推出“问计城镇化”系列报道，通过采访政协委员和党外人士，为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言献策。

　　城镇化，并不是新提法，但承载着新使命。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镇化率达51%之后，城镇化如何牵引经济列车一路前行，持续健康发展？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镇化水平将接近高收入国家

　　记者：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坐标上？

　　林毅夫：与世界各国对比，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看。横向比较，当前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的比重在80%以上。而且，城市化的水平和经济发展的水平高度相关。不过，纵向看，这些发达国家在历史的早期、处于我们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时候，它们的城市化水平是很低的。比如说，美国在19世纪初的时候农村人口的比重还在70%以上；东亚条件与我们一致的“亚洲四小龙”，在上世纪50年代时农村人口也是60%以上，当然，他们现在农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从40%、50%已经降到10%以下，甚至5%不到，城市化率在80%以上。

　　这也看出，尽管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偏低，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发展不同步，但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化进程是比较快的。

　　记者：根据全面小康的蓝图，我国城镇化能达到什么水平？

　　林毅夫：首先看城镇化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力。中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大，而且具有后发优势。发达国家在过去100多年，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是2%，加上人口增长，年均经济增长率在3%左右。但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在追赶的过程中利用后发优势，可以达到8%、9%。我最近在几个场合谈到，中国还有20年的8%发展的潜力，就是根据这个判断的。因为，在2008年时，我国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美国的21%，这是跟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韩国在1977年、我国台湾在1975年同样的水平，这一水平是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是技术发展的水平指标。日本、“亚洲四小龙”在同一指标下能达到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20年。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发展得好，经济发展水平就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2—3倍？原因就是后发优势。所以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这个潜力是完全存在的。展望未来10年，收入翻一番；未来20年，还能翻一番。这样的话城镇化水平肯定要提高。比如2020年，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收入水平按市场汇率计算可以达到10000美元甚至更高，城镇化水平就相当接近高收入国家了。因此，未来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