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城镇化良性循环必须解决“双轨制”问题【2】

　　好的城镇化，需要有竞争力的就业，发展比较优势产业

　　林毅夫：二战以后，世界上出现了好的城镇化和坏的城镇化。好的城镇化就是指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人口的比重不断减少，城市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而且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经济效率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质量和环境也不断改善。但也出现了许多坏的城镇化现象，即城镇化的比重增加非常多，但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和城市里面的失业，造成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不稳定。

　　记者：那么，今天我们怎样避免那种坏的城镇化？

　　林毅夫：好的城镇化进程，首先要有就业，而且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就业。这一发展方式就是最近我在《新结构经济学》里面所讲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那么在早期，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或者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区段就会发展得快。这样发展的好处是非常有竞争力，而且能够给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生产力水平和工资水平较高的就业机会。因为竞争力强，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会非常快。资本积累推动产业升级，又去投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创造更多收入水平高、有竞争力的就业机会。东亚各国就是靠这种发展模型在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避免了贫民窟的出现。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应有的作用——改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对农村提供必要的支持、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因此城乡、工业和农业进入良性互动。

　　城镇化良性循环，必须通盘解决“双轨制”问题

　　记者：您认为，当前我国城镇化面对的突出矛盾是什么？

　　林毅夫：双轨制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就从原来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变成了双轨制的发展，好处就是一轨维持稳定、一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使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既维持稳定，又快速发展。但由此产生了很多我在《解读中国经济》一书中讨论的后遗症。

　　比如，我们的户籍制度保证了人口的流动比较有序，但负面效果就是公共服务不均等，如城乡二元结构里的不均等、城市里面的居民和农民工的不均等。目前城镇化的比例51%，但是城市户籍人口只有35%，进城务工人员有近2亿人不能平等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并且，双轨制下的城镇化，既抑制了消费，又影响未来发展的潜力——因为如果农民工子女不能接受到好的教育，人力资本形成相对较少，不能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

　　再比如，好的城镇化要支持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劳动力比较密集的、符合我们比较优势的是农户、或是中小型的制造业或服务业。但现实情况是，他们得不到金融机构的融资，发展受到抑制。为什么？从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体制使得大型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股市获得资金，更容易拿到补贴，更容易批来廉价的土地，所以产生了资金投入过度密集、重复建设严重、企业占地过大等问题，但由大型企业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而且，收入分配也不合理。这样导致储蓄、投资比重偏高，消费比重偏低。所以，要让我们的经济能够健康快速发展，就需要按十八大的要求继续深化改革，解决双轨制这种渐进性改革中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过渡到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只有消除各种要素市场价格的扭曲，才能切实转变发展方式。金融结构的改革，应多发展地区性的中小银行，给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制造业、服务业和农户提供金融服务。资源税费也应该调到合理的水平。

　　记者：也就是说，解决了“双轨制”问题，城镇化发展就能更好地发挥稳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转方式的作用。

　　提高城镇化质量，科学规划城市群

　　记者：提高城镇化质量，您有什么建议？

　　林毅夫：首先是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重视城市群发展。大城市在过度集中以后，也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的问题，比较好的方式是“中心城市加城市群”。因此，应编制我国主要城市群发展大纲，协调规划各个大城市及其辐射的中小城市（镇）的环境负载力、人口承载力、产业布局。

　　相应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不能过度支持大城市，国家和省级在资金配置、财税政策、金融信贷、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向中小城市、城镇倾斜，提高就业能力和人口聚集力。显然，农民“市民化”的费用负担，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应该探讨一个中央、省、市之间承担市民化成本的合理机制。开辟资金来源，也可以通过发行市政公债解决市政投资问题。

　　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就提“小城镇、大战略”，那么，现阶段，小城镇该如何定位？

　　林毅夫：小城镇主要还是服务农村。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各种服务必须来自农业以外，比如良种、化肥、农药，农民不能自己制造。另外，农产品要进入大的市场，也必须经过中介和集散地。而且教育、文化也有很大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