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委员：未来10年中国经济仍将处于上升通道【2】

　　城镇化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推进人口城镇化需要投资转型

　　中国未来5～10年的经济增长，究竟是以投资为主还是重在扩大消费？我的看法是，中国尚处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投资率符合基本国情。问题在于，多年来投资率居高不下，投资规模增长过快，由此使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生活的突出问题。适应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需要加快推进投资转型。

　　以扩大消费促进投资转型。消费既是增长的目的，也是增长的动力。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能够直接拉动增长，带动投资增长，而且能够引导投资结构优化调整。从短期看，消费是一个慢变量，投资对稳增长是至关重要的，稳增长确实需要稳投资。从中长期看，消费才是投资的根本目的，投资要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才能形成有效投资，并成为内在的增长动力。应当看到，低成本扩张时代的终结、人口红利的递减等多方面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长期以投资驱动的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没有消费需求支撑的投资在保短期增长的同时，会给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制造更多障碍，积累更多的结构性矛盾。例如，导致产业结构扭曲、投资边际效益下降、生产过剩的危机等。加快投资转型，重要的在于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使投资的增长能够反映城镇化发展转型与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方向和客观趋势。

　　尽快改变投资结构。当前，适应全社会消费需求的大趋势，需要尽快改变投资结构。首先，要加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适应中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基本趋势，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上，将会起到多方面的积极效果：能够切实推动人口城镇化进程；能够提振国内消费预期；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和化解社会矛盾。应当说，在这方面的投资空间很大。其次，要加大消费供给能力的投资。由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滞后，许多发展型消费需求并不能得到有效满足。例如，未来5年，随着文化需求的增长，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有可能从目前的3%上升至5%，预计需要4万亿元的投资。如果能够加大文化产业的投资，不仅可以将潜在的文化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还有望在加快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优化投资来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的可持续取决于社会资本是否成为投资的主体。只有社会资本的投资占大头，经济才有活力，投资才可持续。当前的突出问题在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过快，民营资本的投资明显不足。稳增长的首要条件是社会资本有稳定的投资信心。尽管实践中有一定的推进，但由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滞后，社会资本进入公益性领域和垄断性行业尚未有实质性破题。从具体情况来看，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既有“政策玻璃门”的障碍，更有“利益玻璃门”的阻力。垄断行业的改革不尽快破题，民营资本的进入是很困难的。

　　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投资转型对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提出新的要求。应当说，这些年国有经济在做大总量上功不可没，但是从实际结果看，如果国有资本在竞争性领域分布过宽的局面不改变，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就相当困难。我的看法是，尽快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给社会资本投资腾出更大的空间，是中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也是防止资本外流、提振社会资本信心的重大举措。为此，要加快国有资本的公益性回归：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转移到公共产品领域；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集中配置在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和高科技等新兴战略产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的重大作用；对确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要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并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为加快人口城镇化创造有利的条件。

　　未来10年，是中国转型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关键时期。以人口城镇化为支撑，走向公平可持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二次转型与改革的战略目标。把握城镇化带来的历史机遇，需要在转型上取得共识，更需要在改革上取得共识：第一，坚持消费主导，把推进人口城镇化、释放13亿人的消费需求作为最大的经济结构调整；第二，坚持民富优先，使城镇化真正承载起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功能，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结构；第三，坚持绿色增长，推动绿色城镇化；第四，坚持市场主导，调动社会资本力量推进城镇化；第五，加快政府转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能够有效地履行公共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