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與魯迅分手的前前后后

　　錢玄同與魯迅曾經一起師從章太炎，又一起在《新青年》上共同戰斗，兩人的友誼是很深的。但后來卻因故產生嫌隙。現在看來，如果苛求古人的話，僅以此事論，這件事情似乎過於細小。

　　1929年5月魯迅回北平省親時偶遇錢玄同。這兩位章門弟子，因為一張名片上的姓名問題發生爭執，結果不歡而散。錢玄同在魯迅去世后，寫了《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一文，說起過此事:那天，他要看孔德學校收藏的舊小說。我也在馬隅卿(孔德校務主任)那邊談天，看見他的名片還是“周樹人”三字，因笑問他，“原來你還是用三個字的名片，不用兩個字的。”我意謂其不用“魯迅”也。他說，“我的名片總是三個字的，沒有兩個字的，也沒有四個字的”，在錢玄同看來，他所謂四個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因當時錢因信奉疑古學派而常署此名。於是錢玄同在之后就“自然回避了”。

　　客觀地說，錢玄同和魯迅應該算是同路人，他們的方向大致還是相同的。

　　魯迅與錢玄同曾一起師從章太炎，又共同在《新青年》一起為新文化吶喊，兩人之間的友誼是很深的，但后來因為一件小事，使兩人之間產生了嫌隙。

　　1926年6月，顧頡剛的《古史辯》產生了轟動。魯迅是不贊成古史辯的觀點的，故而撰文進行抨擊。而古史辯是由胡適、錢玄同等人倡導的，顯然，此時魯迅所抨擊的就不僅僅是顧頡剛一個人，自然也包括錢玄同，於是他們之間的走動也開始少了。

　　3年后的一天，魯迅到孔德學校拜訪馬隅卿，恰好錢玄同也在座，看著名片上所印“周樹人”3字，錢玄同笑著問:“你的姓名不是已經改成兩個字了嗎？怎麼還用這三字的名片？”

　　魯迅不高興了，正色而嚴肅地說:“我從來不用兩個字的名片，也不用四個字的名片！”

　　這裡說的四個字，錢玄同以為是在譏諷自己的筆名“疑古玄同”，頓時臉上也布滿了陰雲。而在這時，顧頡剛走了進來，兩人都愣了。魯迅抨擊過顧頡剛的觀點，而錢玄同則是顧頡剛的最要好的朋友，魯迅很快便起身離開，自此，兩人再也沒有坐在一起。

　　魯迅很不愉快，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描述了這次邂逅，“途次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即錢玄同，作者注)，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少頃，朱山根(即顧頡剛，作者注)叩門而入，見我即躊躇不前，目光如鼠，終即退去，狀極可笑也。”錢玄同在《兩地書》中看到這封信，對魯迅給自己的描述，也發了一番感慨:

　　“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所討厭的大概是‘嘮叨如故’吧。不錯，我是愛‘嘮叨’的，從(民國)二年秋天我來到北平，至(民國)十五年秋天他離開北平，這十三年之中，我與他見面總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確很愛‘嘮叨’，但那時他似乎並不討厭，因為我固‘嘮叨’，而他亦‘嘮叨’也。不知何以到了(民國)十八年我‘嘮叨如故’，他就要討厭而‘默不與談’。但這實在算不了什麼事，他既要討厭，就讓他討厭吧。”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於上海。這時，魯迅已成為左翼文學之魂，受到青年的愛戴和頌揚，報刊多是溢美頌揚的言論。錢玄同對此寫了《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文章回憶了他們之間的交往。他說魯迅“治學最為謹嚴”﹔“絕無好名之心”﹔“有極犀利的眼光”。他舉例說，魯迅“無論校勘古書或翻譯外籍，都以求真為職志”。他特別推崇《中國小說史略》，是“條理明晰，論斷精當，……至今還沒有第二部書比他更好的，或與他同樣好的”。這些著作都體現魯迅的求真精神，“極可欽佩，青年們是應該效法他的。”

　　還比如:他治學和寫作決非沽名釣譽，而是任憑“自己的興趣”，這樣在寫作乃至成書后，“總不肯用自己的名字”，《會稽郡故書雜集》就是一例，這本雜集本是魯迅編輯，且又作了序，可他在署名時，“不寫‘周樹人’而寫‘周作人’”，他著書隻求“精善，從無粗制濫造”，這“也是青年們所應該效法的。”

　　再比如:他的小說抉發的多是中國社會的痼疾，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藥》等小說，大凡他的文章，真“如良醫開脈案，作對症發藥之根據，於改革社會是有極大的用處的。”錢玄同表示，他對魯迅的看法，是基於他與魯迅交往的事實，而除此之外，“我都不敢亂說。”

(來源:人民政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