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公車“回潮”立法才是治本之方

　　社會各界強烈關注的公車改革推進緩慢、停滯不前且各地各行其是亂象叢生。從第一個“吃螃蟹”的黑龍江大慶市開始，到湖北老河口車改的“一步到位”，再到轟動全國的遼寧遼陽市弓長嶺區的“曇花一現”以及北京市個別鄉鎮試水車改……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先后有14個省份的部分縣市進行了公車制度試點改革，但能夠長效堅持的只是少數，多數試點受多重因素影響或“夭折”，或停滯不前，甚至一些試點已出現公車“回潮”。

　　缺乏更高層面的制度設計和政策統籌是根本原因之一。如果缺少上級有關部門的足夠支持或包容，改革試點往往會因人事調整等原因受挫、回潮，乃至反復。有關方面聲稱公車改革一直在進行中，不過現實卻是雷聲大雨點小，各地公車改革試點持續近20年卻進展緩慢、收效甚微，公車私用屢禁不止，公車腐敗觸目驚心。

　　公車非改不可，公車改革必須見實效。在反腐敗不斷深化需要大刀闊斧出實招見實效的今天，隨著政府改革不斷深化和家用轎車的日益普及，公車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筆者呼吁盡快啟動全國范圍的公車改革，在全國范圍由中央統一推動公車改革，形成清廉、節約、高效的公車消費模式。公車改革不能再在試點上淺嘗即止，再玩虛的打太極拳，再原地踏步停滯不前，隻會進一步挫傷老百姓對治理公車腐敗的信心。

　　喊了多年、進行了多輪的公車改革早已不是新鮮事，多少份紅頭文件都管不住公車濫用、公車私用，至今沒有一部權威的法律來規范公車管理。盡管早在1994年就發布了《關於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但該政策性文件幾乎對公車沒有起到多少實質性的約束作用，操作不透明、內容不科學、程序不公開，是有關公車管理政策文件失靈的症結所在。

　　筆者認為，公車改革不能完全指望政策規范，在大力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實施依法行政，加速建設法治政府的背景下，在政策屢屢失靈的情勢下，公車改革亟待納入法治軌道，公車管理亟待立法，“公車立法”或許是破解公車改革反彈變味困境的根本出路。公車改革的關鍵在於立法，從一定意義上講，公車改革能否納入法治軌道，也是考量政府自身是否真正踐行高調承諾的“全面實施依法行政，加速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要指標。

　　政策的優點是具有高度的靈活性，缺點是政策在執行中容易變形，容易變通，容易變調，往往淪為一紙空文。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總有一些政策被對策捉弄得狼狽不堪。近些年各地公車改革進行的摸索和試點，就不乏失敗的教訓。例如，一些地方把公車改革弄成赤裸裸的“分錢”，區委書記、區長每年“車補”居然高達七八萬元。消息被曝光后，這種背離公車改革初衷的“車改”被果斷叫停。有的官員拿了補貼，公車照坐，與車改目標背道而馳，改革效果比不改還糟。

　　毋庸諱言，公車改革，難就難在觸及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在政策文件難以徹底調整現有利益格局的情況下，還得需要權威的法律來給力，畢竟法律才是利益調整、利益整合的最權威、最有效的工具。

　　實踐証明，公車改革單靠部門自覺是不行的，單靠有關部門發發文件也是不能長久的，關鍵在於結合公車改革出台剛性的法律，實現公車管理的法治化、常態化和制度化。

　　建議由中央出台全國統一的公車改革法案，對公車改革進行統一部署，為公車改革確定統一的原則、標准、時限、程序、步驟、措施，同時不搞一刀切，允許地方結合各地實際情況在中央精神的范圍內制定具體的落實措施。公車改革的范圍不能僅僅在試點的縣市一級，而應覆蓋上至中央部委下至鄉鎮，實現上下協同推進。

　　呼吁全國人大高度重視“公車立法”問題，呼吁更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全國兩會上關注“公車立法”問題，建議全國人大將公車管理立法盡快提上議事日程。

　　“公車噴涂統一標識”、“GPS追蹤定位”等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完全有必要盡快在全國范圍推廣。除了公車立法，整治公車私用和公車濫用還有立竿見影的招數，那就是在所有公車上統一噴印帶有大寫“公”字的公車標識，這就完全可以有效地區分公車與私家車，極大地便利群眾監督公車。為何有關部門不採用此立竿見影且成本低廉的招數呢，恐怕還是下不了決心的緣故，還是既得利益的心理在作祟。建議有關部門從善如流，少喊口號少秀姿態，盡快推廣在公車上統一噴印帶有大寫“公”字標識的做法。

　　公車改革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不發就是不作為就是作秀，公車改革缺的不是招法而是決心。公車改革不該原地踏步，應該在全國全面推廣。

　　(作者系司法部《中國司法》雜志總編、研究員)

(來源:人民政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