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密：哪本書讓毛澤東反反復復讀了七十年？【2】

　　據汪澍白編著的《毛澤東思想與中國文化傳統》（廈門大學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4頁）：“1932年臨時中央到達根據地，不但剝奪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而且在《革命與戰爭》等刊物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從理論上對他進行批判。教條主義者嘲諷毛澤東的軍事路線‘把古代的《三國演義》無條件地當作現代的戰術﹔古時的《孫子兵法》無條件地當作現代戰略﹔更有好些博覽群書的同志，拿半個世紀以前的曾國藩作為兵法之寶’。”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曾多次這樣談及：“1935年前后，當時黨內有同志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能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隻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並沒看。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麼？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孫子兵法》。”（黃允升：《〈遵義會議紀實〉若干史實辨正》，《中共黨史研究》，1992年第2期。）

　　《孫子兵法》，又名《孫子》，相傳為春秋末年孫武所撰，現存13篇。這是中國和世界最古老的兵書，曹操曾為它作注和編“輯要”。

　　1960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他的67歲壽辰時，在與部分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聚餐時的談話中，他又談到了這件事。他說，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先后受到過三次大的處分。“那時我沒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擔架上，做什麼？我看書！他抬他的擔架，我看我的書。他們又批評我，說我憑著《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指揮打仗。其實，《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看過幾遍，但指揮作戰時，誰還記得什麼《三國演義》？統統忘了。”（忻中：《毛澤東晚年的讀書生活》，《黨史文匯》雜志，1994年第8期。）

　　因為愛讀《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在長征行軍途中，毛澤東還讓警衛員去給自己找書來看，以致引起誤會，鬧出取來“仨鍋”、“水壺”的笑話。

　　據喜民編著的《璀璨的星系》（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毛澤東對他自己的學習一直抓得很緊。在長征途中，有一次，因隨身帶的書看完了，到一個村子駐扎后，他對警衛員講：“你去給我弄部水滸和三國來。”警衛員找到一戶讀書人，說要借個“水壺”和“仨鍋”用。老先生看了看他，知道他是為窮人打天下的紅軍，就把自己正在用的水壺借給了他，並說家中沒有三口鍋，隻有一口﹔且自家每天都得用，實在騰不出來。

　　警衛員謝過老先生，提起借來的水壺，興奮地去見毛澤東，一進門就說：“主席，水壺拿來了，仨鍋沒找到。”毛澤東抬頭一看，禁不住笑了。他把警衛員叫到身邊，耐心地告訴他：“我要的不是燒水的水壺，也不是燒飯的大鍋，而是中國的古代名著《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這是兩部古書。”說罷，他又拿來一張紙在上面寫出來，交給了警衛員，並告訴他今后要注意抓緊時間學習，干革命可不能鬧笑話呀！

　　1942年，鄧寶珊將軍在陝北榆林時期，常和部下討論毛澤東在一些著作中闡明的觀點，認為毛澤東精通辯証法，對問題看得遠、看得深。他還說毛澤東學問淵博，讀書很多，住的窯洞的書架上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也有《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古典文學作品，還有陝北各縣的縣志。（《肝膽篇》，《武漢文史資料》，1986年第4輯，第13頁。另見，全國文史資料委員會等編：《鄧寶珊將軍》，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86頁。）

　　據趙超構訪問延安的回憶：1944年6月12日，晚餐以后，我們在大禮堂看戲。這是由此間的平劇研究院演出的，演的是《古城會》、《打漁殺家》、《鴻鸞禧》、《草船借箭》四出戲。和我比肩的，正是毛澤東先生。戲早已上演了，他非常有興味地聽、看，從始到終。對於《古城會》中的張飛，對於《打漁殺家》中的教師爺，對於《鴻鸞禧》中的金老頭，對於《草船借箭》中的魯肅，他不斷地發笑，不是微笑而是盡情地捧腹大笑。當演出張飛自夸“我老張是何等聰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時，當教師爺演出種種沒用的丑態時，當金老頭在台上打諢時，他的笑聲尤其響亮。在這時，我理解到毛先生和我們一般人是有共通的幽默與趣味的。他並不是那些一讀政治報告，便將趣味、性靈加以貶斥的人物。他雖自謙“對於平劇沒有研究”，但也承認：“很喜歡看看。”（趙超構：《延安歸來》，南京新民報出版社，上海1946年2月再版。）

　　“關羽、張飛在古城相會”，見《三國演義》第二十八回“斬蔡陽兄弟釋疑，會古城主臣聚義”。

　　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前夕，江青替他准備了一批書，但他隻挑選了《紅樓夢》、《三國演義》等幾種。（李清華：《霧都較量》，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