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蔣介石將55名“中國領導人”作為暗殺對象【2】

　　反政府的評論也繼續由軍閥控制地區的媒體流出來，例如雲南的《觀察日報》。中國的八卦小報也難以管束。這些八卦小報固然專注歌伎名伶的社交緋聞、新聞動態，偶爾也挖掘國民黨貪瀆失政的新聞有些真實，有些虛假。更沒有管制的是傳單，充滿著各式各樣政治言論。在大部分城市裡，中國讀者從來不愁找不到反政府、反蔣的材料﹔在共產黨地區則絕對見不到反共產黨的作品。兩者真是天差地別。

　　由藍衣社扶植的中國學生運動並不是“極端民族主義”的團體這個名詞立刻使多數讀者聯想到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侵略、惡毒的態度。藍衣社痛恨法西斯日本，也激烈反帝國主義我們可以理解，絕大多數中國人無不如此。他們喜歡夸稱，通過恫嚇他們對壓制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的反蔣、反政府民眾(主要是學生)示威運動作出貢獻。但是他們的活動都沒能停止中英文報紙及非正式印刷品對蔣及對藍衣社本身不斷出現的抗議和猛烈批評。

　　暗殺是藍衣社最受人詬病的活動。有兩個著名的被害人是軍閥將領，其中一人涉嫌和日本人有往來﹔還有兩人是天津的親日報人。這反映出藍衣社強烈反日分子的心態，該社的一份出版品聲稱一九三三年春天，它在武漢殺了四十名勾結日本人的“叛徒”。雖非親日派，但批評蔣不遺余力的自由派人士也有遭到藍衣社毒手的﹔中國保護人權聯盟兩名會員遇害，一是聯盟副主席楊杏佛，一是上海最著名的中文報紙《申報》負責人史量才。蔣有可能並沒下令干掉這些人，蔣的情報頭子戴笠或許未請示老板就自作主張(這樣蔣就可否認涉及)。不論怎麼說，報界把這筆賬通通記在藍衣社和蔣本人頭上。更重要的是，蔣即使事先不知情，他也沒在日記中顯示關心它們，也沒提到他試圖制止這種行為，以免惡名昭著。

　　除了這些個案，某些歷史學家指控藍衣社涉及廣泛殺人最戲劇化的証據，是《大美晚報》(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日刊出的一份“神秘文件”。據說，這份文件由蔣介石的“中國法西斯組織”發出，把五十五名“中國領導人”列入“暗殺對象名單”。伊羅生的雜志《中國論壇》(China Forum)把這份文件交給《大美晚報》。伊羅生公開表態親共，日后成為托洛茨基派，不是沒有偏見，但是他並沒向《大美晚報》隱瞞此一“神秘文件”是由中共中央印刷局交到他手中。

　　據說，戴笠手下在上海的外國租界搞綁架，有人指責他們“大規模”干這些勾當。據說大部分受害人是“無名”的學生和工人，因此無法估計人數。兩個出名的案例是作家丁玲和左翼幫派刺客王亞樵。丁玲一九三三年初加入中共，但實際上是被租界警察逮捕，再交給南京，不是被戴笠手下綁架。她獲得假釋，在南京住了三年后逃跑以嚴重的異議分子而言，這個待遇算不上嚴苛。王亞樵則被判刑十年。

　　蔣有能力下令干出數以百計的暗殺和綁架，如果他認為這麼做攸關他政府的成功或中國的生存的話，而他或許也果真如此做。但是，証據並不清晰。明顯的是，發生的殺人事件還不足以大量減少中國大城市裡對蔣及其政府的公開批評，更談不上結束批評了。親共作家茅盾和魯迅 持續發表文學作品，痛罵國民黨的殘暴、貪腐，以及蔣介石的對日姑息。就和這些大貪瀆的指控一樣，國民黨從事政治暗殺的故事，管它是真是假，對中共而言都是好消息，蔣的反共派政敵、乘機作亂的軍閥，以及非共產黨的自由派，也不問真假，努力散布這些謀殺的指控。

　　他們的目的當然是要進一步拉低中國尤其是上海的知識分子、文化精英對蔣及其政府的評價，助長大部分西方新聞記者、外交官和軍事武官對政府的鄙視。我們還可從其他情況看出，藍衣社根本不是殘暴不仁、使命必達的模范。共產國際派在上海公共租界秘密活動的代表應該是國民黨綁架、暗殺的主要目標。可是，國民黨在上海的情報及地下組織挖出這些外國代表的成績卻相當有限。莫斯科收藏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檔案文件透露，共產國際在上海有一個地下組織處理巨款轉賬，資助共產黨青年和勞工運動以及記者和書店，負責與莫斯科及江西蘇區的無線電通訊(它有“六到八個發報機”)，經營一所報務員學校培訓十一名學員，還有如前文所述，購買一架飛機。盡管它如此活躍，蔣的特務人員、英法租界警察、青幫，隻抓到少許共產國際代表。

　　戴笠的手下倒是有一個罕見的突破，逮到中共“秘密勤務”(secret service)(顯然與“特務部”有別)的負責人顧順章。戴“說服”顧投向國民黨，導致“(在上海)逮捕了不少人，也殺了一些人，中共總書記向忠發也落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