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反腐春节见证效果 委员与中纪委研究室有共识

　　中纪委研究室：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

　　中央纪委研究室指出，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总结起来，影响反腐败成效的问题主要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监督合力，有些案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难以得到坚决查办，有的地方腐败案件频发却追究责任不力。归根到底，这都是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

　　中央纪委研究室表示，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创新，必须落实“两个为主”。

　　一是“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原来，不少地方纪委如果发现本地重大案件线索或者查办重大腐败案件，都必须先向同级党委报告，在得到主要领导同意后才能进行初核或查处。如果案件线索处置和查办必须同时向上级纪委报告，上级纪委同时知情，那么就会对地方党委形成制约，就不能轻易放弃对案件的查办。

　　二是“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纪委书记、副书记是一级纪委的主要领导，他们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有利于强化他们同上级纪委的沟通和联系，有利于他们更加大胆地履行监督职责。

　　中央纪委研究室同时强调，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创新，必须落实“两个全覆盖”。一是“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二是“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政协委员杨建祥、邸瑛琪：法制上遏制腐败

　　全国政协委员、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杨建祥认为，应当抓紧出台一部综合性的《反腐败法》，对公权力进行三分，从法制上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杨建祥委员认为，在当前的权力结构中，对权力的保障充分但运行有误、监控不足，他说：“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公权往往由具体的个人代为行使，如果单凭当权者的道德良知和职业技能来自我约束，难免发生偏差和失误，产生腐败。”

　　杨建祥据此建议，首先要打造完善的法律规范的“笼子”，抓紧研究制定综合性的《反腐败法》作为基本法，带动各相关领域法律、法规、规章的建立和完善。

　　“公权力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强大力量，同时具有天然的诱惑力和腐蚀性。”杨建祥建议，把权力适当地分解为决策权 、执行权和监督权，由不同的部门相对独立行使，努力形成分工负责、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权力运行结构。

　　最后是强化民主监督。杨建祥说， 以民主制约监督权力，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反腐倡廉需要进一步加大人大 、政协、群众、媒体、网络的监督广度和力度，“尤其要善待、诚待、宽待、厚待媒体和 网络的监督”。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邸瑛琪也认为，人权得到尊重，人民享受着良好的治安、优美的环境和健康的饮食，这些都离不开法治中国梦的建设。平安中国、美丽中国都是中国梦的目标，而法治中国既是中国梦的目标，也是实现中国梦的保障。法治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石，实现中国梦关键在于其在我国践行的有多深。

政协委员迟福林、王怀超：“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意义重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评价“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六个专项小组的设置时说：“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和‘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各自单列一组十分重要，尤其是纪律检查小组，是针对腐败、违法违纪问题的专项小组，有很强的针对性。”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王怀超也关注到了六项改革专项小组把“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单列一组的问题，他说：“按常规来说，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既可以放在民主法制领域改革专项小组，也可以放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里面，但是这次是单列一组，突出了纪律检查在现阶段的重要性。”王怀超说。

　　王怀超认为，现阶段，中国的腐败、违纪的问题十分突出，把纪律检查放在和经济、社会、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凸显了它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分量很重，同时彰显了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纪律检查、反腐败的决心。

　　“关于纪律检查的一系列政策，可以说是去年这一年来最受群众欢迎的政策，既打‘老虎’也拍‘苍蝇’，遏制了腐败的势头，同时也鼓舞了人们对从严治党、从严治国、从严治军的信心。”王怀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