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脚踏实地”到“仰望星空”

　　“学术研究工作让我明白了脚踏实地的重要，而政协委员的经历，让我领略到仰望星空的精彩。”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刘庆柱曾因提出“火烧阿房宫属于子虚乌有”的观点和在安阳曹操墓发掘过程中持“挺曹”态度，而被舆论广泛关注，并因此从书斋走进公众视野。日前，记者就“如何当好政协委员”对他进行了专访，他结合自己的参政议政经历，通过几个印象深刻的提案，谈了自己对“政协委员”这一身份的理解。

　　刘庆柱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任上成为第十一届政协委员的，对于一辈子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人来说，他最关心的是与考古学有关的提案。

　　第一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提案是1985年的一件提案:当时，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生态学家阳含熙先生、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先生、文物专家罗哲文先生提出了名为《我国应尽早参加“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以利于我国重大文化和自然的遗产保存和保护，加强我国在国际文化合作事业中的地位案》。正是这件提案，拉开了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帷幕。

　　但在当年，“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概念对于我们还很陌生，这件提案将一种全新的观念和意识带给了学术界，但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离他们还很遥远。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当时的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刘枫作为第一提案人，提出京杭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遗产的提案，得到了全国政协各专委会有关专家的积极响应，58位委员联名签署。刘庆柱作为58位委员之一，走进了公众的视野。

　　除了学术背景的介绍，他还向媒体提供了一个社会学判断:这一提案是中国世界遗产工作的一个拐点。此前人们一直认为申遗与经济发展是矛盾的，从那时开始，申遗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一个增长极而被地方政府充分重视。

　　这个拐点的出现来之不易，凝聚了两代政协委员的共同努力。

　　当年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将“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引进到国内的时候，也没人觉得“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概念会有什么文化价值。更没人觉得“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概念会有什么经济价值，都怕戴上这顶帽子影响自己管辖地区的经济发展。刘庆柱委员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已经把国内三个文化遗产项目的资料送交世界遗产组织，并把国外的专家请到国内与三个文化遗产项目的市长见面。可市长都“婉言谢绝”了我们的好意。这种现象在今天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刘庆柱委员表示，政协委员这一身份比较超脱，适合做一些“形而上”的思考，这些思考的价值不在于现在有没有条件实行，而在于未来中国需要不需要。即使现在不具备实行的条件，不能否定这种思考的价值。正是两代政协委员的韧劲儿，“申遗”才被大众所接受。如果看到当初的情况，觉得“形而上”的概念没有现实实用性，因而缺少一种执着的韧劲儿，今天就不会有“申遗热”这种局面了。

　　2011年两会期间，刘庆柱委员领衔起草了《关于恢复盗墓死刑罪名的提案》，这一提案得到2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联署支持。

　　此前不到一个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已经将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的最高刑期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刘庆柱说，盗掘墓葬被历代社会公认为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理念，是基于对历史的敬畏、对祖先的敬畏、对民族的敬畏，这种敬畏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不是历史的糟粕。我们理所当然应该继承这一文化传统，法律不应该背道而驰。”

　　刘庆柱委员也表示，自己并不是反对废除死刑，“如果68个死刑罪名都废除，盗掘古墓葬罪自然不能例外，但应该是最后一个。”“可以说现在盗掘古代墓葬犯罪活动愈演愈烈，盗掘古代墓葬的级别越来越高，最近刚刚发生的秦始皇爷爷的墓葬被盗掘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刘庆柱委员表示，面对已经成为“定局”的问题，在决策层面可能已经没有讨论的空间了，但是，在“学理”层面，任何一个决策都有讨论和反思的必要，即使是错误的观点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刘庆柱委员说，政协委员这个身份让自己在思考问题时可以不需要学者那样的“纯学术”，也可以“脱离现实”地不考虑执行的问题。“学术研究工作让我明白了脚踏实地的重要，而政协委员的经历，让我领略到仰望星空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