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音文化的形成

　　观音原称观世音(Avalokite Svara)，也译为“光世音”、“观自在”，是大乘佛教的重要菩萨之一。观音信仰源自印度，经佛教徒从婆罗门教中改造而来，观音文化的发展与大乘佛教菩萨救济思想的广泛流传有直接的关系。随着印度佛教的输入，观音信仰也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汉化的进程逐渐加快，观音菩萨的声望在中国民众中越来越高，有关观音菩萨的经卷被大量翻译，如《妙法莲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入法界品》、《佛说观无量寿经》和《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等，其中《法华经·普门品》是中土观音信仰最重要的典据，它开宗明义提出了菩萨救济的思想: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普门品》还将解脱的内容具体化为“避七难”(火、水、罗刹、刀杖、恶鬼、枷锁、怨贼)，“离三毒”(贪、嗔、痴)，“满二求”(指求子，求男得男，求女得女)。魏晋时期以来的社会动乱，带给民众深重的苦难，观音菩萨慈悲救难的弘愿正好与那个时代人们渴求救济的愿望相符合。《普门品》从观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的救助弘愿，到对于解脱众生苦难具体化的表述，都体现了“现实救济”的理念和功能。这种普遍的、平等的、具有慈悲心与无比神通的救济，满足了希望现实救难解困的芸芸众生的愿望，观音菩萨逐渐成为众生最为广泛的信仰对象。随之，有关观音菩萨的礼拜、供养、诵经、念咒等修持活动流行开来。

　　观音信仰到南北朝梁代开始盛行，民间出现了许多观音菩萨显灵救苦解难的故事，如《宣验记》、《冥祥记》、《光世音应验记》、《续光世音应验记》、《系光世音应验记》等。其中三种古佚《应验记》的故事情节都具有公式化特点，叙述有人遇到危难，念观音名号，念诵《观音经》，便得到解救。这时观音造像艺术也长足发展，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及南北朝的许多木雕都有精致的观音像(当时的观音像因袭印度佛教，还大多是男观音像)，从中可看到人们希冀改变自己苦难命运的愿望以及对观音菩萨的无限期待和景仰。

　　隋唐时期，观音信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与佛教其他宗派相结合的趋势，与净土宗相结合的净土观音信仰，与密宗相结合的大悲观音信仰在中土流行起来。观音不仅是《普门品》中“现实救助”的菩萨，也是《无量寿经》中接引众生“往生净土”的阿弥陀佛的胁侍菩萨，还是《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经》中具有“无边法力”的大悲观音菩萨，密教变形观音的无边法力使得他具有济人利物无所不能的神力。

　　唐、宋时期，观音信仰越加普及，全国各地的寺庙都有专门供奉观音的殿堂，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还设立了观音的说法道场。这时观音菩萨的形象开始由“伟丈夫”的英俊形象转变为慈眉善目的“慈母”形象。

　　宋代以后观音信仰进一步民间化，宋末元初，管道升编著的《观世音菩萨传略》将女性观音的来历具体化、完整化，特别是《香山宝卷》、《南海观音全传》、《观音得道》等书通过文学形象的渲染，使女性观音菩萨的形象深入人心。观音菩萨的女性形象可谓人情与佛法的结合，致使观音文化更加民间化。中国式“三十三法相”的观音菩萨雕刻、绘画等造像作品大量出现在寺庙之中，《西游记》中“南海观音”大慈大悲、法力无边、拔苦救难的形象也被搬上了舞台。

　　明清以后，民间观音信仰的宗教色彩有所淡化，以致失去了严格的仪轨限制，而发展为一种普遍的民间信仰。

　　观音文化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发展变化过程中，适应了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及民族文化心理，形成了不同于印度佛教的观音信仰。观音文化既体现了佛教的根本精神，即超脱于“五浊恶世”而得到最终的解脱，又体现了菩萨现世救苦的积极功能，恰如观音名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慈悲精神及救苦的无边法力得到众生的景仰与膜拜。观音文化所体现的平等博爱精神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更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提倡的仁爱思想，如“泛爱众，而亲仁”(《论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以及爱人修己的理念，也是观音菩萨慈悲精神在中国生根的文化土壤。这些都是观音文化得以在中土发展成为最广泛信仰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摘自“中国首届西普陀观音文化论坛”论文集)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