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费巩教授在浙大：为进步学生据理力争

　　费巩教授的女儿费莹如告诉本文作者，费巩的妈妈与姨妈是一对亲姐妹，费巩的妻子就是姨妈的女儿。而姨妈的女儿袁慧泉则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女儿，即袁世凯的嫡长孙女。所以，费巩就是袁世凯的嫡长孙女婿。袁世凯的嫡长孙女袁慧泉虽然出生于豪贵家庭，但她在费巩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不屈斗争中，始终如一地支持丈夫，表现出的勇敢与坚强，也同样是值得后人记住的。

　　费巩自小聪颖，1923年考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学科政治学系，后赴英留学。1931年初，他在英国的学业终结，获学士学位。回国后，他最初在中国公学任教，并兼复旦大学的一些课程。1932年，他结识了邹韬奋，成为邹韬奋所主办的《生活杂志》的特约通讯员。1933年秋，应复旦老校友、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之邀请，受聘浙江大学副教授、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与西洋史，还担任注册课主任。此时费巩一家也搬到了杭州，住在西湖边的英士路(现为工人路)。从此，费巩直到1945年3月5日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残害为止，一直在浙江大学从教，整整12个年头。上世纪40年代初，国民党元老叶楚沧竭诚推荐他去复旦大学担任校长。不过他要费巩须做一个挂名的国民党员，可以不参加党务活动。费巩听后，当然表示不愿意而婉言谢绝了叶楚沧好意。就从他这次不愿参加国民党算起，费巩前后有4次拒绝加入国民党。

　　1935年是费巩来到浙大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的上半学期末，校长郭任远发出布告称:胡乔木等10余名学生因成绩不及格，给予退学处理。费巩觉得这件事另有原因，他便去查核了他们的成绩。一经查核使他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同学的成绩并非不及格，例如胡乔木的成绩明明是80多分，而布告上说不及格，这是个阴谋。于是，他拿着学生的成绩册直言责问郭任远:为什么明明是及格的成绩，却改成不及格而给予退学处理？郭任远不耐烦地说:“此事你就不必过问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学校是不许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不准煽动闹事的！”费巩异常气愤地驳斥郭任远:“学生们一股爱国热情，要求政府抗日，他们的精神非常可贵，这是应该肯定和提倡的，怎能说成是煽动闹事呢？”郭任远被费巩驳得理屈词穷，无奈，他就搬出国民党当局的旨令，气势汹汹地说:“如今国策早已明确先安内后攘外，不允许侈言抗日，不允许共党宣传异端邪说。香曾(费巩字)，这可是党部指示，你敢违抗？”这时，费巩针锋相对地对郭任远说:“学校办事应该光明正大，不能卑鄙龌龊，不能因为政治思想原因，而篡改学生的考试成绩，学校如此作伪，何能信服学生？”郭任远终于不耐烦了，他对费巩说:“你不要管得太多了！”费巩毫不示弱，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是注册课主任，应该对学生的成绩负责！除非将我免职！”最后，郭任远仗着后台的支持，还是将胡乔木等进步同学强行开除了。费巩得此消息，专门约请了胡乔木到家里。他肯定了胡乔木等同学的正当活动，并对未能阻止校方开除一事表示歉意。费巩为保护进步学生向校长据理力争的行为，在学校的师生中广为传播，他们从内心深处感受到费巩对学生的关爱。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学校对组织支援这场爱国运动的学生会正副主席等进步同学，又做出了开除的处理。这可激怒了学生，他们立即举行了大罢课，愤怒谴责校长郭任远，响亮地提出了“要学者，不要党棍”的口号，并宣布不承认他是浙江大学的校长，同时发表了“驱郭宣言”。在这场正义对邪恶的斗争中，费巩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坚定地支持学生的驱郭行动，并终于把郭任远赶出了浙大。通过与校方的交涉和斗争，浙大的师生把费巩当作自己最爱戴的教授。

　　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沪战争”爆发，在上海即将沦陷的情势下，浙江大学决定西迁。费巩安抚了母亲和妻子，追随浙大踏上了艰难的西征行程，于1938年同先期抵达广西宜山的师生会合。在宜山，费巩看到学生们生活十分艰苦，有的学生患了病，由于缺医少药而不治身亡，心情很是沉痛。为此，他给竺可桢校长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被称为“香公奏议”的五点建议。竺校长有感于费巩关心爱护学生的真挚情感，欣然接受了费巩的建议，做出了浙大师生搬迁贵州遵义的决定。

　　在遵义，浙大师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上课，积极开展爱国活动。而学校里的姜姓训导长和原校长郭任远，却始终站在进步学生的对立面。1940年8月，愤怒的学生们将训导长赶下了台，还把他的铺盖掷到了校外。这样，浙大一时间就没有了训导长。这时，竺可桢想到费巩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他当即提着灯笼，来到遵义老城山坡上的石家堡费巩的住地，进行了一场校长与教授之间的倾心交谈。竺可桢坦率地说:“姓姜的劣迹太多了，被学生轰下台是意料之中的。但训导长可不能长久空缺，我思前想后，认为由你来出任最为合适。”费巩对竺可桢三顾茅庐的精神深为感动。他如实讲述了思想顾虑:“一不是国民党员，通常是不能担任这个职务的；二前任的训导长作恶多端，声名狼藉，在学生心目中，训导长是与学生作对的‘警察厅长’，如果我做了训导长，会受到学生的忌恨，到时岂非冤枉。”仔细听着费巩的心里话，竺可桢越加感到费巩的真实坦率，更加坚信费巩是位训导长的合适人选，在浙大可以说是非费巩莫属了。竺可桢从学生的利益出发，恳切地说:“现在学生的生活太苦了，我们总不能忍心一直无人去关心他们吧？”竺校长的一番言辞，终于深深感动了费巩。这时爱生如子的费巩，几乎已是没有任何理由不接受竺校长的诚请了。于是，他决定出任训导长一职。不过，他向竺校长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不加入国民党；二是担任了训导长后，仍然拿教授的原薪，将每年可节省的四五千元的训导长的薪俸，用来改善学生的物质生活。”费巩言毕，竺可桢真是喜出望外，一口答应费巩的条件。费巩就职典礼的这天，浙大的师生几乎倾巢而出。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费巩发表了他的《就职宣言》，向师生们作了四点施政方针的说明，并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从此，费巩与竺可桢，两位主持正义、深受师生爱戴的教授，配合默契，患难与共，为着科学和民主，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如果说费巩出任训导长，就是对学生驱逐姜姓训导长行动的支持。那么，在他担任训导长的半年时间里，由于反对国民党当局独裁，进一步倾向和旗帜鲜明地支持进步学生无的畏精神和不屈斗争，以至一次次地遭受到恐吓和迫害。费巩异常鄙视和憎厌那些盛气凌人、横行校园的国民党党棍和特务学生，他把挂在训导处办公室前门的三青团牌子，挂到了后门。对于严重违反校纪的特务学生，他毫不留情地提出，要将他们开除出去。为此，一些被清除出校的特务学生，非常仇恨费巩，他们扬言要给费巩颜色看。当时与蒋介石侍从室有直接联系的浙大国民党部负责人提出:训导长一定要由国民党员担任。为此，他们诱骗费巩加入国民党。费巩丝毫未加考虑，一口拒绝。于是，国民党教育部就以费巩放纵共产党活动，阻挠国民党党务工作为由，胁迫费巩辞去了训导长的职务。

　　1941年初，在国民党策划“皖南事变”前后，浙大校园弥漫着恐怖的气氛。遵义警备司令部发出公文，说是外地的共产党员已潜入浙大，要校方配合抓捕共产党员。费巩闻讯后，一面焦急地与竺可桢商量对策，一面紧急派人转告几位比较暴露的进步学生迅速转移。一天晚上，校园里正在清查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情势异常紧急。这时，费巩所居住的石家堡山坡上的宿舍里，已从校园那里秘密撤离潜来了乔新民等六、七位同学。费巩从办公地点回来后，他要同学们务必小心，先在这里躲避几天。当他仔细端详一个个同学时，又郑重地关照大家要注意仪容，对穿着的衣服要破旧而自然。费巩特别指了指乔新民笑着说:“你看你的头发既乱又长，真像个‘劳改犯’了。”说着，他毫不迟疑地拿出了自己的中式皮袍和大衣，给乔新民和其他几位同学穿上。后来，这几位学生均安全撤离了遵义，辗转投奔抗日根据地，其中四位成为新四军的战士。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