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子安的“双重身份”：辛亥英烈 反袁斗士

　　戴子安(1884－－1914)，号天囚，原山东省高密县芝兰庄(今属高密市朝阳街道西后芝兰庄)人，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由于他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和随后的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斗争，被后人称为具有“辛亥英烈”和“反袁斗士”“双重身份”的人。

　　戴子安年轻时曾赴日本留学，于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从事反清活动，并结识著名戏曲活动家刘艺舟和山东老乡丁惟汾等。1907年，戴子安随刘艺舟归国，与同盟会员王钟声一道，在东北各地及天津沿海演出新剧，揭露清朝黑暗统治。武昌起义爆发后，戴子安加紧在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部队中开展工作，争取发动武装起义，却引起了张作霖的怀疑。1911年12月22日，张作霖下令逮捕了戴子安，并准备处死。东北三省的革命者急忙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请其出面营救。陈其美飞电东三省都督赵尔巽，戴子安终获释放。

　　在东北的革命失败后，戴子安又把目光投向了家乡山东。1912年1月15日，刘艺舟与戴子安率全体艺友乘船从海上返回山东，以演戏用的道具虚张声势，吓得守城清军草木皆兵，他们趁机一举攻占登州(今蓬莱)、黄县。刘艺舟被推举为山东军政府登黄临时大都督，戴子安成为刘艺舟的重要助手。在此期间，戴子安与在烟台开展革命活动的丁惟汾合作过。

　　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刘艺舟与戴子安离开登州，一边继续宣传革命，一边以演剧为生，接济革命党人。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戴子安跟随刘艺舟加入孙中山先生刚刚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并在大连设立中华革命党机关部，奔走辽东各地，开展革命活动。

　　1914年初，戴子安等人为了打击袁世凯搜捕北方革命党人的反动气焰，联络东北的朱霁青等人，秘密潜至大连，设立机关，推举在大连某银行任经理的沈缦云为都督、刘大同为总司令，计划袭击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但是，他们的行动被日本警察侦察到，在日方的压力下，被迫解散组织，取消行动。

　　随后，在东北的各部革命党人统一为中华革命党山东支部，刘大同任支部长，戴子安转与刘大同共事，成为其左膀右臂。戴子安协助刘大同起草山东起兵计划，决定在沂州(今山东省临沂一带)山区建立讨袁基地。不幸的是，计划因有同志被捕而泄露，革命党人遭到惨杀，戴子安只好随刘大同退往大连。

　　1914年4月，孙中山派陈其美到大连，将山东的革命事务交付给刘大同，并送给山东支部40支匣枪。刘大同召集李荫堂、白耀臣等50多名东三省的士兵，组建成了一支队伍，由李荫堂担任队长、白耀臣为副队长，戴子安担任监军，准备进攻诸城县城，打击袁军。在戴子安的指挥下，这支队伍从大连乘帆船出发，于龙口一带的小港口登陆，经过高密、安丘，到达诸城地界。在离诸城县城约20公里的地方，他们遇到了押解鞘车(鞘为古时贮银以便转运的空心木筒，鞘车即为装载鞘银的木轮车)、准备送税银送到省城济南的一队鞘兵(押解鞘车、护送鞘银的官兵)。李荫堂、白耀臣见状，立即组织队伍准备劫取鞘银。戴子安坚决不同意，并阻止他们说:“不行，这里离诸城县城还有半天多的路程。如果我们今天劫夺了鞘车，敌人就会知道风声，从而防备我们攻取诸城。那么，革命的大业就无法完成了……”但是，李荫堂等人见银心动，根本不听戴子安的劝阻，立即向护鞘兵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李荫堂他们人多势众，护鞘兵无心恋战，一经交战，马上就逃散了，李荫堂等人就地把数万两银子分给众人。战斗中，戴子安腿部中了一枪，血流如注。李荫堂他们见戴子安受伤严重，怕他的生命有闪失，回去之后无法向刘大同交代；加上他们又劫取了全部鞘银，已经走漏了革命党人到达诸城的消息，就更加没有斗志，全部人员换穿平民百姓的衣服后，绕道返回了大连。戴子安在医院里治疗了一个多月，伤口才得以愈合。刘大同曾经写了一首《送子安归医院》的诗，记述这件事:“蓬莱初罢战，归路夕阳残。骑马汗犹湿，征衣血未干。”

　　两个月后，戴子安与山西革命党人王庆肇受刘大同指派，回到山东开展革命活动。他们途经青岛时，被袁世凯安排的特务得到消息。特务们用重金贿赂德国警察，将戴子安等人逮捕。《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2424页记载了当时的情形:“青岛德警署日前拿获戴天囚、宋文智、王麟阁(即王林肯，也是高密人，解放后曾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云浦、安廷海、尹振东、全义山等七人。鲁省警长安仁已赴青岛交涉，将戴等引渡核办。”

　　戴子安被济南警察厅长安仁从青岛押赴济南，途经高密芝兰庄车站时，芝兰庄的村民们得到消息后，曾结伴前去送行。据西后芝兰庄党支部书记戴华田介绍，其父亲也曾跟村民们去看望戴子安。列车到站后，在众多荷枪实弹军警的押解下，戴子安被用铁丝绑着双手，蹒跚地走出车厢，悲壮地跟乡亲们道别，其谈话大意是:我前两次虽然大难不死，但此次被捕，必死无疑——遗憾的是国民革命尚未成功，请乡亲们多珍重自己……说到此处，戴子安和乡亲们都禁不住热泪直流，泣不成声。列车停靠的时间很短，军警们立即把戴子安拖上火车，押往济南。戴子安被捕后，面对袁世凯的帮凶、山东将军靳云鹏，威武不屈，于1914年9月1日(农历七月十二日)，与其他革命同志一起就义于济南。

　　当时，刘大同在日本江户避难，听到戴子安等人殉国于济南的消息后，悲痛万分。他写道:“古木自萧疏，悠然近太初。折花来对镜，比我瘦何如。戴子安、宋大治、王云浦殉国于济南，闻之悲愤，感而赋此。”后来，意犹未尽的刘大同又写过一首《哭戴天囚、宋大治、王云浦、邢殿芳四烈士就义于济南》，以怀念烈士们:“无量英雄血，都从济水流。英雄瑟济水，人地各千秋。”

　　在丁惟汾的呼吁下，1936年6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戴子安为陆军少将。1937年4月，国民政府派员到达戴子安的家乡芝兰庄，向其家人发放了抚恤金，并为烈士树立了纪念碑。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