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马青天”：
为民办案自创“马锡五审判方式”

　　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马锡五”在边区司法工作中是个很响亮的名字。马锡五从1943年起从事司法工作，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期间，长期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称赞。他创造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对我国司法工作的宝贵贡献。

　　1944年3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以“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为题发表评论，介绍了马锡五审判的3个案例。马锡五到华池县检查工作的时候，突然遇见一个女青年拦路告状。这个女青年叫封捧儿，由父母包办与张金才之子张柏订婚，到1942年封捧儿长大成人，愿意和张柏结成夫妻。但她的父亲封彦贵为了从女儿身上多捞“彩礼”便与张家退了亲，准备将封捧儿卖给财主朱寿昌。张家知道后，纠集了亲友二十多人，深夜从封家将封捧儿抢回与张柏成婚。封彦贵告到司法处，司法人员未经周密调查，以“抢亲罪”判处张柏与捧儿婚姻无效，张金才被判刑六个月，草草结了案。张家不服，封捧儿也不服，便拦路告了状。马锡五掌握了基本案情后，又了解了封捧儿的态度，封捧儿表示“死也要与张柏结婚”。马锡五又广泛听取了群众意见后，召开群众性公开审判大会，作出如下判决:一、张柏与封捧儿的婚姻，根据婚姻自主的原则，准予有效。二、张金才深夜聚众抢亲有碍社会治安，判处短期徒刑；对其他附和者给予严厉批评。三、封彦贵以女儿为财物，反复出售，违犯婚姻法令，判处劳役，以示警诫。这样的判决，合情合理，群众听后十分称赞，胜诉者封捧儿和张柏更是皆大欢喜。马锡五对“封捧儿婚姻案”的公正审理，不仅使一对反对封建婚姻制度，争取婚姻自主的青年心愿得以实现，也使群众在参与案件审理充分发表意见的同时，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自觉遵守边区婚姻条例的意识，有力地打击了买卖婚姻的陋习。后来边区文艺工作者以此事为素材，编写了鼓词《刘巧儿团圆》和剧本《刘巧儿告状》，以后又改编成评剧《刘巧儿》。

　　1946年夏天，八路军某部采购人员周定邦从延安出发，去南泥湾，途中经过一片森林，遇到一个骑骡人。他见那人，“遂生歹意，将骑骡人杀死”。案发后，经过侦查，周定邦被捕、归案。延安司法处审理时，他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此案上报边区高等法院复核时，马锡五发现，虽然周定邦供认不讳，但证据不足，认为“仅凭被告口供不足以定案”。于是，他带领同事们实地勘查，多次到犯罪现场，寻找尸体埋藏的地点，“终于从一棵树底下挖出了骑骡人的尸体”。大家都目睹了马锡五透明公开的办案过程，佩服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公正的审判。

　　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秋天，马锡五从机关办的农场返回时，碰到了苏发云。他来自陕甘宁边区陇东专区下属的一个县，因为家中有人被县司法处误判了，找马锡五来申冤。他说:“当时我们三兄弟都不在一起，怎么会杀人？我们实在是冤枉啊！”秋收结束以后，马锡五将此案案卷全部调上来，亲自审阅，发现三人口供对不到一起，疑点很多。经过仔细调查研究，这三兄弟杀人作案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可是，真正的凶手又是谁呢？再经过深入调查，终于找到凶手杜老五，案情也水落石出。于是，在区政府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苏发云兄弟三人无罪释放，同时处决了谋财害命的凶犯杜老五。这几起在边区颇有影响案件的正确处理，让边区群众认识了为人民办好事的“马青天”，边区到处传颂着马专员深入群众，公平断案的佳话。

　　马锡五被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居民称赞为“马青天”，他的审判方式也受到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欢迎，他跋山涉水，深入田间、村庄调查研究，最后进行调解或者判决。这在诉讼资源不足、地广路遥的广大农村地区特别具有优越性。在审理过程中，他深入群众，实地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弄清案情，在群众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审判，满足了人民群众透明公开的需要，这种透明公开也为审判结果的公正打下了基础。马锡五通过自己的审判方式，为根据地人民带来了公平正义的诉讼，与广大群众建立了深厚情谊，他的审判方式成为边区司法工作的一面旗帜。

　　追根溯源，1899年1月，马锡五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跟随刘志丹参加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甘省粮食部部长、国民经济部部长、陕甘省苏维埃主席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庆环专区和陇东专区专员。这位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的革命者在工作中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1939年，环县发生土匪武装叛乱事件，平叛以后，时任庆环专区专员的马锡五奉命前去处理善后工作。他深入群众广泛调查，发现被俘人员中多数是被叛匪裹胁的农民。他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党的政策，严惩了匪首和罪恶严重的叛乱分子，教育释放了大批被裹胁的农民，鼓励他们回家生产和生活，并通知当地政府不要歧视这些人。这样按政策有区别的处理，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对安定秩序、恢复生产产生了积极作用。后来在边区政府召开的专员、县长联席会上，毛主席专门接见了马锡五，称赞他善于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1942年2月3日，毛主席又为马锡五亲笔题词:“一刻也不要离开群众。”马锡五牢记并努力实践着这个教导，把他的后半生献给了人民的司法工作。

　　1943年3月，马锡五担任陇东专区专员时，根据边区政府的决定，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从此开始做司法工作。1946年4月，在边区参议会上，马锡五被选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担任此职一直到1949年。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常下乡亲自审判了许多刑、民事案件，从中纠正了一些错案，妥善处理了一些缠讼多年的疑难案件，使违法者受到制裁，有罪者受到惩罚，无辜者获得释放，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因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马青天”。

　　马锡五审判刑事案件，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务求核实证据、查清事实，证据不扎实、事实不清楚，决不下判。他审判民事案件，总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既坚持原则、坚决执行边区政府的政策法令，又照顾群众的生活习惯和善良风俗，既主持审判，又善于通过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士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解释说服工作，把审判与调解结合起来。审判的结果都能做到:是非分明，说理充分，符合政策法令，合乎人情事理，当事人口服心服，群众也受到生动而实际的教育。他的诉讼手续简易便民，不论早晨、晚上，田间、炕头，随时随地接待群众，审理案件。

　　1944年1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中“关于司法工作”一节里提出:“提倡马锡五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同年3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评论，总结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三个特点:深入调查、合理调解、手续简便，指出这种审判方式贯彻了充分的群众观点，是真正民间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时任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的谢觉哉在1944年6月起草的《边区政府关于普及调解、总结判例、清理监所的指示信》中也指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是与调解结合的。这是一个大原则，为群众又倚靠群众的大原则。”从此，马锡五审判方式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得到普遍推广，以后其他解放区也逐步加以学习借鉴，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比如，各地司法机关处理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比例大为增加，这对于增强人民内部团结、促进生产发展，起到了良好作用。各地还涌现出一批推行马锡五审判方式取得好成绩的优秀审判员。

　　马锡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冲破旧司法制度陈规陋习的束缚，把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群众路线运用到审判工作中，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依靠人民、便利人民、深受人民喜爱的审判方式，它对于解放区人民司法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确曾发挥过历史性的积极作用，对于新中国的司法制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