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不出来的胡适先生：文学观的尖锐冲突

　　胡适自谓平生遵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原则，在文史哲等多个领域内“放手做去”，最终成就了自己的“名山事业”。近年来有关胡适的书籍出版甚多，诸如“胡鲁”之争等则成为读书界争论的焦点话题，让人不得不感叹“天道轮回”；于此亦可见时代风潮之一斑。暂放下这些不谈，单看胡适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也是颇有趣的事。胡适与文学的关系深厚，从早年的《文学改良刍议》到《尝试集》的创作，再到《白话文学史》的写作及对多种古典文学版本的考证等均是证明。和在其他多个领域的半途而废一样，胡适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常常是“写不出来”。

　　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与启明、豫才谈翻译问题。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我没有文学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我这几年太忙了，往往把许多文学的冲动错过了，很是可惜。将来必要在这方面努一点力，不要把自己的事业丢了来替人家做不相干的事。”鲁迅的劝告，是基于当时白话文文学创作“低迷”的状况而发的，应该说是有道理的。胡适听了鲁迅的劝告，尽管说自己“没有文学的野心”，仍不免有所自责。“太忙”的说法，除了说明无暇创作外，也是胡适解释自己为何只写半部书(《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均只有上部)时的理由。而到了一九五七年，胡适在写给陈之藩的信中说:“在四十年前，我还妄想我可以兼做科学的历史考据与文学的创作。但我久已不作此梦想了。”揣摩文意，可知当年的胡适还是有“文学的野心”的；正因为此，胡适才会颇有感慨地说:“我久已不作此梦想了。”到晚年时，胡适似乎更加“写不出来”了。梁实秋在《怀念胡适先生》中引用了胡适在一九六○年一月四日答复《南港，午夜不能成寐，有怀胡适之先生》一诗作者康华的信，信中有这样的表述:“我原想作一首诗答‘康华’先生，等诗成了，再写信；可惜我多年不作诗了，至今还没有写成，所以先写信道谢。诗若写成，一定先寄给老兄。”可见对此时的胡适而言，创作是多么难的事！

　　胡适在文学创作上的“写不出来”，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他的生命气质、性格及典型学者式的生活方式等，均对其创作心理有影响。而他毕生所信仰的“科学”，也不免与文学创作所需要的心理基础“格格不入”。原载一九一九年四月《新青年》六卷三号，后收入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卷二的《实验主义·引论》一文，介绍了自皮尔士以来“实验主义”(今多译为“实用主义”)各家的主要观点，也可看出胡适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实用主义一派(杜威哲学)，其所谓的科学，主要是指十九世纪以来、二十世纪以前的自然科学。实用主义的哲学观，对胡适而言，可谓深入骨髓。这不仅体现在他的历史考据中，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再加上文学“启蒙”(社会化、大众化)的自觉追求，更是把文学逼到了一条狭窄的小路上。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书记载了胡适的一段论诗的话，可以说代表了胡适一贯的“文学观”。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六日，胡适对来访的“台大侨生代表六人”说:“你们做的诗如果不预备给别人看的，你做好了就烧了，那就随便怎么做都可以；如果要给别人看，那么一定要叫别人看得懂才对。从前有两句骂人的话:‘但要放屁，何必刻板’，是对那些文章不高明的人说的，讥笑他们不要刻板，实在是有意思的。你们写的所谓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诗，只管自己写，不管人家懂不懂。大部分的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诗或画，都是自欺欺人的东西。你们的诗，我胡适之看不懂，那么给谁看得懂？我的《尝试集》，当年是大胆的尝试，看看能否把我的思想用诗来表达出来；如果朋友都看不懂，那成什么诗？白居易的诗，老太婆都能听得懂；西洋诗人也都如此，总要使现代人都能懂，大众化。律诗，用典的文章，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我的主张，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写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作美，如果不明白清楚，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美’了。”

　　我们可以看到，胡适的文学观看似融洽，实际在其内部有尖锐的冲突:“美”与“大众化”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不是所有的美都是“明白清楚”的)。从胡适的身上，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个小教训:没有经过强大的内心力量“消化”过的“现实”，不仅不能促进创作，有时可能还会使创作心理受到伤害，以致最终失掉创作力。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