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专题协商会：积极稳妥打造城镇化建设“升级版”

　　十八大以来，“城镇化”一直是社会各界包括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更是撬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尽管如此，近年来实践表明城镇化建设在规划、实施等各方面仍存在诸多现实问题。16日，全国政协“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专题协商会在北京举行。

　　专题协商会是全国政协创新履职形式的重要成果，是推进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在这场一天时间的专题协商中，2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部分民主党派中央代表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在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前期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进行了口头发言、书面发言以及即席发言，积极建言献策。国家发改委、农业部、住建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工信部、公安部、人社部等部委相关负责人对委员们深思熟虑的观点表示首肯，并同样以“发言”形式一一对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详细回应，充分实现了以协商增进城镇化建设的共识。

　　“小”城镇有“大”作用

　　参加协商会的王光谦常委另一个身份是民盟中央副主席。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盟中央前任主席费孝通曾连续发表实地调查报告，呼吁发展小城镇，力促城乡协调发展，为中央提供了决策依据。王光谦认为，发达国家城镇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和化解的问题，在我国集中、叠加和交错出现，在此背景下认识和化解我国当前的城镇化中出现的问题，费老发展小城镇的思路和主张，仍有现实意义。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褚平委员。“从实际看，我国超大、特大城市乃至大城市已成规模，承载能力接近极限，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明显偏弱，与城镇化发展战略中的‘协调发展’的要求并不匹配。”褚平分析称，最适合大量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应该是中小城市，且城市有能力，农民有意愿。

　　针对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差异，褚平建议城镇化应实行差别化发展战略，“在东部地区中心镇是其主攻方向，中部地区而言，县城和部分中心镇应该成为重点，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县城及地级城市可能是最佳选择。”

　　褚平提的是差别化发展战略，王光谦的建议换了个说法，“因地制宜、统筹协调。”他说，我国目前城乡发展规模与速度明显失衡，小城镇发展在整个城镇化格局中有基础和支撑作用。“注意统筹协调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因地制宜，兼顾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三种类型。”

　　强调别忽视小城镇的大作用，委员们的用意其实是对当前城镇化建设“过冷”或“过热”现象，以及“重大轻小、重城轻乡”倾向的担忧。

　　“有的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存在‘重面子轻里子’、‘重地上轻地下’、‘重硬件轻软件’、‘重短期轻长远’，缺乏产业支撑，城镇建设品位低，缺乏文化支撑和民生保障等问题。”高体健常委说起话来丝毫不给“面子”，他呼吁，必须走以人为本、城乡互动、产城融合、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在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上下功夫。

　　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刚刚带队对黑龙江、内蒙古、河南等地区进行了调研。专题协商会上，他把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摆”了出来。“我国有13个粮食主产区，其中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等6省为粮食调出省，为保障国家粮食和生态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粮食主产区也是人口密集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城镇化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自身发展动力严重不足。”他认为，加快推进城镇化必须坚持有利于城乡差别的缩小。一方面要坚决执行18亿亩耕地红线毫不动摇，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避免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再一次落后。

　　城镇化建设离不开产业支撑

　　十二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围绕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方面提出提案92件，所涉及内容中“加强产业支撑”是重要关键词之一。在专题协商会上，这个问题仍是委员们讨论的重点。

　　“城镇化的直接衡量指标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但是这个转变应建立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的户籍集中、人口搬家。”朱维群常委说。

　　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只是房子的城镇化、人“被城镇化”的后果，只会留下一座座所谓的“空城”和“鬼城”。

　　林毅夫常委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不陌生。他认为，要分析清楚自己的要素禀赋特征，确立起每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形成产业集聚，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使各中小城市紧密围绕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建立龙头产业，发展特色鲜明的城市产业。

　　“城镇化是现代工业、服务业发展扩大及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水平、社会组织关系、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全面转变。”李谠常委所在的民建中央也组织力量对城镇化进行了研究，根据测算，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需要投资8万－9万元，即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能需要投资一万亿。这么大的资金投入该从哪里来？

　　杨凯生委员即席发言时也对这个问题表达了看法，他认为要推进城镇化建设首先要“摸清家底”。“要先大体测算好整个城镇化过程需要多少成本？中央能拿出多少钱？地方拿出多少？社会投资模式拿出多少？融资主体交给谁？”杨凯生的建议是一连串的问号，因为这个问题确实需要相关部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回答。

　　“在投融资模式上，要引导城镇化投融资主体多元化、方式多元化。建立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打通投融资渠道。”李谠表示。

　　谈到投融资问题，庄聪生委员不由自主地要为民营经济“说几句话”。他认为，“农民进城、资本下乡”既是国家的政策引导，也是市场引力的作用。“民营经济代表了市场的力量，它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城镇化能否顺利实现。”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王光谦所任职的学校有一部分外地来京的临时工，多年的辛勤工作却始终得不到“本地认可”，当他们萌生退意的时候，王光谦劝说道:“再等十年吧，面包会有的。”十年后，当这些临时工再问同样的问题时，王光谦只能用一句同样的“面包会有的”去劝说他们，至于面包到底什么时候真能到自己手里，谁心里也没有底。

　　王光谦发言时的这一段题外话，把委员们的讨论拉到另一个重要方面——人的城镇化。在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心中，“中国梦”其实就是一个“城市梦”。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我们要围绕‘人、地、钱’几个方面深化财权事权、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社会保险等领域的改革，消除进城农民身份转变的障碍，使得他们‘进得来、留得住’，更要‘过得好’。”赖明常委强调。

　　在当前备受关注的户籍问题上，厉以宁常委认为要走一条稳妥的道路，要做好大量准备工作，循序渐进，坚持新社区先行，中小城市次之，大城市再次，特大型城市最后，“水到渠成”，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户口一元化的基本途径。

　　同样是讨论农民工群体的城镇化问题，胡晓义委员认为对这个群体的细分有利于将农民工群体分类纳入统一社保体系，按照自身不同情况不搞一刀切，宜城则城、宜乡则乡。

　　然而，对于那些已经出门在外，并且带着自己的父母、配偶和孩子一起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融入城市无疑是他们的最大梦想。对此厉以宁常委给出了基本途径——就地城镇化。

　　“由于农民融入老城区和新城区要比融入农村新社区困难，要努力把新农村建好。新农村是新社区建设的起点，新社区建设好了，农民会感到生活在新社区更舒适。”厉以宁说，新农村会不停地成长并转化为新社区，再向前发展将会陆续转化为新城镇。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之路，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大多数农民及其家属将在这里转变为城镇居民，这就是“就地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