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的《申报》（汉口版）

　　在抗日战争期间，当北平、上海、南京等一系列重要城市沦陷后，中国抗战的中心，转到了武汉。当时中国的著名报人们也撤退到了武汉，他们用自己手中的笔作为武器，为抗战尽着自己的力量。在这个背景下《申报》(汉口版)诞生了。尽管这张报纸从发刊到停刊，只有短短的七八个月，但它在战时重镇武汉的出现，顺应了波澜壮阔的抗战形势，为披露敌寇的罪行，鼓动宣传抗日，激发全国民众的抗日决心，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一)抗战初期，在一系列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后，地处华中的武汉成为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重镇。“抗击暴日侵犯！”“保卫大武汉！”等口号标语在武汉三镇街头随处可见。在国内外一直拥有很大影响、读者很广泛的《申报》经编委会开会研究，计划在汉口出版。主持《申报》运营策划的董事长史咏赓(报业巨子史量才之子)推荐由老成持重的马超群出来主持《申报》汉口版的一切业务。

　　马超群，资深报人，曾在《申报》参与高层运营策划，后在《申报》南京分社任主任。《申报》名气大，销路稳定，所以他可以“无为而治”。如今创设“汉口版”可说头绪繁杂，“人”“财”两缺，就印刷机器而言，仅由上海运来两部英国产的“平面密罗机”，勉强对付印报出版。他出面在汉口市区内租了一栋三层洋楼做办公处所。另在璇官饭店后面(有名的“风化区”)找到印刷厂地址，为两排旧式平房，占地约250平方米。身边人手单薄，令马超群甚为焦虑。他心目中的编辑部核心人物为朱镜心，此时已兼程到达汉口，未顾上休息便到办事处报到，投入工作。朱镜心与申报及马家也有关系。担任申报驻北平特派员多年的秦墨哂一直独当一面，文笔犀利，在申报极有分量，朱镜心就是秦的女婿。他在北平《益世报》任总编辑多年，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但他孤掌难鸣，得知曾在北平当过报纸编辑和记者的熟人赵效沂已从湘潭来到汉口，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便喜出望外，向马超群进言，邀他来申报工作。马立即同意，并表示可预付赵两个月薪金，以助他解决后顾之忧。赵效沂来到编辑部后，自然推朱镜心为首，但朱在北平时就了解赵效沂业务能力强，交际广，熟人多，与文化界人士关系尤为熟悉，便要他负责全部编务，以利于约稿和联络。两人再三谦辞未果后，于是商定共同负责业务，不分主次。主笔方面，由赵效沂出面约请在新闻界颇有名气的陈博生和曾虚白每周每人各写两篇，其余三天由朱镜心、赵效沂执笔。再加上请老报人陶百川每周写一篇稿子，务求保证质量，以取信于读者。马超群对陈博生早就钦慕其名，佩服不止。即由赵效沂出面接洽，陈博生立即首肯。马超群并在璇宫饭店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宴请陈博生与曾虚白，由朱镜心、赵效沂出面作陪，宾主间频频举杯，气氛融洽。稿酬对陈博生、曾虚白两位也定得很高，并讲定文章见报后三天内即致稿酬，决不拖延，双方都表示满意。此外申报汉口版还吸收了金华亭、童煦庵等几个新闻工作者参加采编、通讯发行等工作。

　　(二)当年，拥兵避战的韩复榘被捕后，交付设在武汉的战时最高军事法庭审判。这消息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在行刑前一天，陈博生通过他在军法总执行监的熟人得到可靠消息，便赶写了一篇精悍的社论，题为“韩复榘应明正典刑”。翌日，韩复榘被押赴刑场。马超群大为振奋，逢人便说:“陈先生料事如神，说韩复榘该枪决；报纸一出，韩果然死翘翘了。”

　　《申报》(汉口版)的第一版比较有看头。曾虚白撰写的社论与评论、杂感均很有水平，对日寇的侵略罪行与战争中的烧杀掳掠罪行怀有强烈的愤慨，直斥为“酋军”、“酋兵”。曾氏还常绘出赣西北上高战役、南昌战役、湖口攻守战、皖西大别山区争夺战等战事的“敌我态势略图”，并注上我军和日军部队番号、大致人数、武器装备等用以说明，让关心战局的读者们能一目了然。赵效沂则较喜欢引用路透社、合众国际社、塔斯社等外国通讯社的有关中国战局的新闻消息来加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朱镜心、金华亭等人撰写的文稿同样有自己的特色。他们主张既报道宣传国民党军队主力的御敌作战情况，也报道在华北地区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及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江南江北新四军及游击队的战绩。比之国民党当局一手控制下的《中央日报》《扫荡报》《正气报》等报纸，《申报》(汉口版)还是较为进步的，体现出了申报“为民立言、为国家民族发展生存作贡献”的方针和精神。

　　毕群是湖北谷城人，作为主要的外勤记者，他肯出力，能吃苦，每天拂晓就骑车外出采访，由于外勤人手太少，采写的新闻很有限，但毕群关于募筹抗战基金、武汉三镇百万民众捐款捐物活动，及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去医院看望慰问前方下来的伤病员等新闻报道称得上图文并茂，具有感染力。

　　《申报》(汉口版)自策划到发刊，当事人似乎只有保持“分号”的招牌，未积极谋求更大的发展。每天仅出四开一大张，也没什么副刊。总的看版面趣味性少了些，新闻容量有限。赵效沂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曾赴英留学，专攻新闻专业，文字功夫好，写作或编稿都较为沉稳。他自《申报》(汉口版)开张，到1938年夏停刊，共工作了半年多。朱镜心则在报纸停刊后又奉调去上海租界内的申报总社继续工作。

　　马超群对报纸采编内容一直未加干预。但他对同仁起居生活却极为照顾。在市区办事处，编辑人员也各设置了一张办公桌，对外间寄来的信件，马超群必定安放在各人桌上。他还在附近一家大饭店租一房间，供编务人员下午无事时前往流连，喝喝茶、打打牌、听听音乐唱片。后来有些亲友也闻风而来，乃至武汉三镇的同业人士也来参加，俨然将那个陈设有成套沙发和桌椅，有好茶饮又供应茶点的房间当作了休闲俱乐部。马超群自己是从不来玩的，他只是出钱的东家，按月开出支票叫会计陈洪祺去结结账。马超群的“嗜好”为看戏、与老朋友海阔天空“穷聊”。

　　据赵效沂回忆，《申报》(汉口版)同仁间的和睦相处，也是他多年后极难忘记的。马超群那时已快六十岁了，鬓发半白，常手持一支一尺长的旱烟杆，呼呼而吸，一面操上海话痛骂凶残的日本鬼子外，兼骂西洋人，捶胸顿足曰:“这些‘绿眼睛’，不真心实意帮助中国打东洋小鬼子，良心坏透哉！”跑外勤的记者毕群满口湖北话。迄今已事隔数十年了，赵效沂每一思及，犹如亲闻其声。

　　(三)1938年9月，即武汉撤守前，申报总部决定结束汉口版业务。马超群给朱镜心打了招呼，调他去上海申报工作，对毕群、赵效沂、金华亭等人发放一笔尚可观的遣散金。赵效沂心中惦记临时住在湘潭的妻儿，接过钞票，卷起铺盖打道回府，过长沙水陆洲时，遇到老友张明炜(时任中央社长沙分社社长，1983年在台北去世)，他约赵到《中央日报》服务，并推荐赵担任驻南岳(衡山)的特派记者。于是赵效沂就到了中央日报工作。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