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运动：蛋糕还是苦果？

　　■新闻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各地为了追求GDP增长而破坏环境的事件屡见不鲜。虽然各方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还在加速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深受其害的公民们不再等待，有的直接向污染或风险企业下达了驱逐令，有的以强硬的方式要求地方政府切实履行政府本该履行的环境监管义务。

　　事实上，此类事件在学术界一直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邻避运动”。

　　作为一个舶来词，邻避是NIMBY的音译和意译的整合，这是一句口号“Notinmy back yard”(不要在我家后院)的缩写。意思是一个地方的居民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风险从身边驱逐出去；或者不允许这种风险进入自己的家园，欲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总之是对为害一方的环境问题或风险，表达强硬的拒斥态度，并为此付诸行动。

　　邻避运动时代到来？

　　在媒体的广泛报道和传播之下，近年来一些环境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宁波、昆明、大连发生的抗议PX项目上马事件到番禺、北京等抗议垃圾焚烧厂建立，从什邡钼铜事件到汕头海门电站事件，公众对政府建设工业项目的质疑声逐步兴起，已经进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

　　日前，首届“‘邻避运动’案例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不少专家表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邻避运动时代，整个社会应当开始讨论如何看待和应对邻避运动。

　　在民间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发起人冯永锋看来，邻避运动并不是刚刚兴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系列与生态保护有关的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保护运动、怒江水电站开发纷争等事件就依稀体现了邻避运动的雏形。但他指出，邻避运动的“兴盛期”确实刚刚到来。

　　他认为，这个兴盛期的到来需要诸多条件的耦合。“社会的暖化，知识的普及，公民意识的提升，社会公众与财富往来的经验到达一定的程度，公众自由发展的独立意志得到一定的训练；加上技术的进步和电子产品的普及，网络的发展和自媒体的应用。这都给邻避运动提供了极好的外部环境。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崩溃，已经超出了公众忍耐的极限，公众再也不相信，以破坏环境的方式获得的发展，还可能给环境带来益处。”

　　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表明，目前，邻避运动之所以频繁发生，是一些地方长期追求经济利益，忽略环境利益、忽略公众利益的结果。——既然环境问题没有别的办法获得对话机会，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发起一些活动，让对话成为可能。

　　据介绍，邻避运动可以分为:事先预防型，以过往经验为依据，通过邻避运动方式阻止项目上马；事后追究型，环境危害已经发生后，受害者以司法诉讼、街头运动等方式寻求正义公平的处理及相应赔偿；主动建设型，这种类型并不只是为了单个群体成员的利益而进行的运动，而是把整个生态环境当做自家“后院”，同时也将制度改进作为目标，以司法宣传社会运动等为手段，防治环境危害及追究环境责任。

　　目前，在中国，各种类型的事件都已经出现。

　　息事宁人还是出于公益？

　　回顾近年来典型的邻避运动案例，从发生到收场几乎都沿袭了同一套模式:某地被曝有重大污染项目在当地居民不知情状态下准备兴建，激起当地民众抗议，又通过网络、媒体等载体进一步发酵、扩大事态，使当地政府迫于沸热民意最终取消被反对项目。貌似这被视为是抗议居民最终的胜利。

　　但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唐昊认为，从解决这些事件的指导思想和最终目的来看，并非是出于利益公平博弈和裁断，也不是单纯考虑维护环境利益，而只是简单地为了维稳需要，息事宁人。显然，此种处理方式和处理思路并不是解决中国邻避问题的有效出路。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也表示，有些人虽然认识到环境破坏和邻避运动的因果关系，但仍把邻避运动视为应该避免发生的“群体事件”。“那这种想法不但消解了邻避运动的意义——维护环境利益，孤立了邻避运动，同时也‘劝阻’了民间环保组织与邻避运动的参与合作。”

　　专家认为，要正确认识邻避运动出现的原因，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环境维权行动产生的原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上。

　　同时专家也指出，面对邻避运动，也应该保持一定理性和警醒。唐昊提出，集体的非理性化可能会导致局部的失控；同时邻避运动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这对相关社会体制的建立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例如，数据显示，什邡项目仅投资损失就4亿多元，宁波是60多亿。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

　　员单光鼐把这样的结果称为“三

　　输”:地方经济失去合法、

　　合规的项目，审批机构的

　　公信力遭遇挑战，公众的

　　抗争也并未争得更优的

　　环保效果。

　　此外有些项目在人群散去、舆论渐冷后，同一个项目往往又会在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出现，默默开工，或再度曝光。

　　在各地类似事件已经非常清晰地说明，如果没有更细密的制度与更客观的处理标准，未来还将出现的不过又是一个个曾经相识的项目，轻率而起，潦草而停。

　　建立良好的利益分担机制

　　对于风起云涌的邻避运动，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认为，“增加信息公开”是重要的解决方式。他指出，中国的环境问题一直很严重，是一个事实；面对这种事实，邻避运动应声而起，同样是客观规律。

　　“维护公益基本权益，维护环境基本权益，是正确对待邻避运动的前提。”

　　他指出，某种程度上，环境信息封闭、决策不透明，让公众的基本诉求无从表达，是邻避运动的直接导火索。因此，必须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上想办法，增加对话机制，大量举办听证会、研讨会、辩论会，把所有的环境信息如实公开，加大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惩戒力度，保护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基本尊严。

　　但这并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傅蔚冈看来，扩大公共参与听取居民意见当然没错，但很多时候这并不具有可操作性。他认为化解邻避运动的关键，就是要找到一个好的利益分担机制。

　　在一篇分析文章中，傅蔚冈指出，即使项目本身总体上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但毕竟谁都不愿意看到垃圾堆放在自己的小区里，因此，“通过补偿(即该项目的受益方向利益受损方提供补偿)和迁徙自由(即受到该项目影响的人有用脚投票的机制)”就成为重要的解决办法。

　　他建议，要建立起一个“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的机制，而不是像以往这样企业获得了利润，政府获得了税收，但是却不顾民众的健康和日常生活。同时，让居民有迁徙自由的权利。一部分低收入群体也许庆幸房价降低，就业机会增加而选择继续在附近居住；而另一部分人则在拿到补偿后用脚投票，迁徙到另外的地方，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生活的区域。

　　同时，专家表示，在谈论邻避运动时，也应考虑到企业应扮演怎样的角色，而不仅仅是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互动。“邻避运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而非真正和企业作对，所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争取企业的‘同盟军’支持。”唐昊表示。

　　此外，业内有人也指出，对于质疑项目科学性的观点也需要反复考量和论证，寻找质疑是否真的具有科学依据。因此就需要相关部门(如环评中心)向公众提供真正的“科学”。同时面对公众的怀疑和质疑，可以在环评机制内引入律师外部监督机制等。

　　环保组织的特殊作用也需要考虑。民间环保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吕植就指出，邻避运动的频发改变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格局。以前提到环保公众参与，第一联想到的可能是环保组织，但现在不同了，公众可以自发集结并行动起来。但他指出，并不是有了邻避运动，环保组织就没有价值了。公众行动具有自己的短处，像烟雾一样，不具有持续性。“比如大连PX事件后，污染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背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这种局面下，NGO要认真考虑做什么最有效。”

　　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理事梁晓燕也指出，目前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社会链条都是支离破碎的，即使有各种社会声音出来，但因为没有好的承接者而很快被淹没。“环保组织要有意识地去承接社会上的各种声音，让自己变成倡导的承接者。”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