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形势越严峻，越需要理性应对”

　　699万——和创下历史新高的大学毕业生规模形成鲜明对比，今年2月初教育部对近500家用人单位的调查统计显示，今年计划招聘岗位数同比下降约15％，一增一减间，大学生就业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以至有人发出“史上最难就业年”的感叹。那么，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到底如何？在创业、职业指导以及基层就业方面，制约大学生就业的问题还有哪些？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

　　签约率≠就业率

　　连日来，各大高校学生就业签约率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不太乐观的数字撩拨着人们本就敏感的神经。

　　“签约率并不等于就业率，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大学生就业的状况。”吴江说。就业率包含了学生升学读研、出国深造、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等情况，而截至目前统计的签约率则排除了其他各类因素。

　　吴江说，国际上通行的统计大学生就业率的做法是统计三到四个数据:第一次是在毕业半年后，看和市场的摩擦状况；第二次是毕业一年后，评估就业的稳定性；然后是毕业两三年后，统计就业的质量情况。“我们现在还是按照过去计划经济时期那种统包统配年代的统计方式。”在他看来，大学生就业是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必然有时间差，和市场至少有半年的摩擦期，只有综合这三四个时间段的就业情况才能得出相对科学的就业率数据。

　　“不要把现在签约率的情况作为今年就业形势悲观的信号。”吴江认为，无论是大学生、高校还是市场，都同样需要科学、理性地解读认识这些数据。他同时指出，究竟由谁来统计、如何统计，政府应在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科学开展就业指标的统计和发布。

　　“对今年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判断，不应该太悲观。”吴江说，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被提到越来越高的位置。中共十八大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提到了所有就业群体的首位，明确要求“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支持青年创业”、努力实现“就业更加充分”、“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在GDP增速跌破8％的2012年，我国增加了1200万个就业机会，成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就业形势最好的一年。“这主要得益于服务业工作岗位和弹性就业的增加。”吴江认为，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在增长，随着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技能型的、知识密集型的岗位增加，大学生数量增长可能会加快，就业增长也会很快。“大学生就业形势的确十分严峻，这要求全国上下不能有丝毫马虎，但是也不必太过悲观。”吴江认为。

　　就业难给政府、学校和

　　大学生都提了个醒

　　经济增长放缓，毕业生总量增加，结构性矛盾突出，三重压力下，政府、学校和大学生该如何应对？

　　“就业主要靠市场，要靠中小企业发展，从根本上来说，要给那些能够容纳就业的中小企业一个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吴江指出，政府首要做的就是促进经济发展，扶持企业成长，从而稳定住就业岗位。

　　“此外，政府在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吴江曾做过一项调查，高校中了解政府扶持大学生创业相关政策的学生不到总数的1/3，足见信息渠道不畅通。“政府应加强有效宣传，提高政策普及率。”他认为，政府应逐步建立并完善创业信息发布服务机制，依托信息化平台，及时发布创业政策、创业项目、创业服务资源等方面的信息。

　　大学生就业难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毕业生的就业愿望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原因并不是所学专业不对，而是专业和市场的对接摩擦有问题”。吴江说，大学生最终面对的是市场，一些专业化、个性化的就业服务还是需要市场而非市长来完成。在我国，目前全国正规的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大约有2万8千多家，从业人员有33万多，他们和企业对接最多、最直接，政府完全可以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让这些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更直接地承担大学生就业服务的工作。

　　“我们最近做了一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测试，结果不是很好。能够达到就业能力水准的大学生并不是很多。”吴江说。由此可见，单靠创造就业岗位难以全面破解就业难题，专业化的求职择业服务不可缺少。

　　“目前受制于师资力量，指导的路子不对。”吴江说，政府和学校对就业辅导工作非常重视，但现在各高校开展就业指导工作的多数是行政人员，他们大多数没有经过培训，根本不能对毕业生进行规范的职业能力培训和专业系统的职业指导，所谓的指导工作也就不得不局限于签协议、行政审核等行政性的活动。“美国大约每500个就业者就有一个职业指导师，而我国大学中甚至没有这一专业。”为此，吴江多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提案，建议在研究生专业中设置职业指导师。他强调，作为高校要进一步改革人才培养机制，创新培养模式，提高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水平，与企业和社会需求积极对接。

　　“‘就业难’也给高校和学生们提了个醒，那就是专业设置和选择要更加贴近市场、更加理性，大学生应该放眼基层，会发现更大的空间。”吴江说。

　　先公平，才有质量

　　最近与“史上最难就业年”一同进入人们关注视线的，还有某些地方暗箱操作的“拼爹游戏”和各种就业歧视。

　　“就业压力之下，‘公平’尤其重要。”吴江说，中共十八大首提“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如何实现？前提就是公平。

　　“这实际是打了个擦边球。”针对近期北京出台的落户限龄政策，吴江表示，我国《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中都规定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此次北京出台的这个政策将年龄和户籍制度捆绑在一起，从长远来看并不合适，“会妨碍真正的人才创业就业。”他认为，当地政府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达到人才年轻化的目的，如在选拔干部方面可以有些优惠政策，“但人才的标准不是年龄，而是其能力、创造性和最终的价值体现。”吴江提醒，就业歧视问题解决不了，也就谈不上“质量就业”。他强调，只有摒弃性别、户籍、年龄等就业歧视，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氛围和社会环境，才能让大学生抛开干扰，追求“更高质量的就业”。

　　5月3日，大学生们在招聘会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位。当日，太原市团委组织了一场青年节专场公益招聘会，数百家企业携万余工作岗位参加，让大学生们在青年节圆就业梦。 新华社发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越来越多的学生热衷于提前找机会实习，昔日拥挤的教室里也显得有些空旷。马磊 摄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