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读书的辩证法

　　简介:

　　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文学史学家、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曾参加1981年版《鲁迅全集》及1992年版《郭沫若文集》的部分注释工作。主要著作有《宋庆龄传》、《五四文坛鳞爪》、《甘瓜苦蒂集》、《倦眼朦胧集》、《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等。

　　编者按:

　　本文节自作者的演讲《从鲁迅读书，谈到读鲁迅的书》，讲座由国家图书馆与山东图书馆联合主办。

　　阅读提示:

　　■鲁迅读书，能够科学处理博与专的关系，泛览与精读的关系。“博”就是放大度量，广采博取。他强调读书必须如蜜蜂采蜜，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

　　■掌握基础知识必须依靠记忆，比如学化学，必须掌握元素周期表；学英语，必须记住足够的单词量。古今中外都有一些博闻强记的人。比如东汉思想家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记，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鲁迅是一位具有天马行空精神的文化大师。这种精神也就是当今时代热切呼唤的创新精神。据说，天马是汉武帝时从西域大宛国得到的一匹汗血马，它能在空中奔驰，气势豪放，不受约束。

　　英国思想家培根(Franci x Bacon)有一句名言:“读书使人渊博，辩论使人机敏，写作使人精细。”(《谈读书》)这三者在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巨人鲁迅的身上，得到了十分完美的结合。

　　据统计，现存鲁迅藏书有4062种，约14000册，其中中文书籍2193种，外文书籍1869种，包括中文线装书、中文平装书、俄文书、西文书、日文书等。鲁迅1936年7月7日致赵家璧信中说:“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鲁迅将他位于北京西三条的工作室戏称为“绿林书屋”。他在购置图书方面，也确实有“绿林好汉”买盒子炮的气魄。

　　在藏书家中，有为藏书而藏书和为读书而藏书之分。鲁迅无疑应划归后一类。中国有些藏书家常以孤本秘籍为惊人之具。外国有些藏书家也往往只看重书籍装帧版本，据说巴尔扎克就偏爱收藏装璜华丽的书籍。鲁迅藏书多着眼于实用。他购买外国书籍，旨在“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以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国民劣根性的改造。他不仅关注从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十八九世纪直至当代的文学名著，同时更热心收集和译介弱小国家、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和新兴文艺理论及创作，完全摆脱了“欧洲文学中心论”的偏见。他尖锐指出，“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三)》)。鲁迅购买古籍，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予以承传弘扬。他感兴趣的不是宋儒的学说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而偏爱小说野史之类的非正统部分。

　　鲁迅后期最感兴趣的是新兴文艺理论、苏俄文学作品和外国版画。他曾托曹靖华先生在苏联购买艺术类和文学类书籍，范围极广。为了逃避国民党当局的海关邮件检查，曹先生先将这些书寄到比利时、法国，重新包装，再寄到中国。这个办法，曹先生称之为“二仙传道”，他又托女作家陈学昭在法国购买版画书籍。陈学昭有一个法国外交部的记者证，买书可打八折。还托徐诗荃先生在德国买书，特别是版画和用唯物史观研究文学的书。当时柏林多旧书，价格便宜。徐先生怀着对鲁迅的崇仰之情，用代购书籍的行动报答鲁迅此前对他的“无涯之惠”。

　　读书要有纯正的学习目的，刻苦的学习精神，同时也要有科学的学习方法。未来的文盲不再是大字不识的人，而是没有掌握学习要领的人。鲁迅是一位辩证法的大师，他同样在用辩证法指导他的阅读活动。我归纳了一下，鲁迅读书的辩证法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能够辩证地处理“职业的读书”与“兴趣的读书”的关系。

　　二、能够辩证地处理读“有字之书”与读“无字之书”的关系。

　　三、能够辩证地处理“博”与“专”的关系。

　　四、能够辩证地处理“记忆”与“思索”的关系。

　　五、能够辩证地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琳琅满目的“读书”

　　先讲“职业的读书”与“兴趣的读书”和辩证地处理读“有字之书”与读“无字之书”的关系。

　　1927年7月16日，鲁迅到广州知用中学讲演，题为《读书杂谈》。他把读书分为两种。一种叫“职业的读书”。这种读书有很强的功利性，比如学生为考试而读书，教师为备课而读书，这类读书相当于木匠磨斧头，裁缝穿针线。如果读书人对所读的书没有兴趣，那就成了一件很无奈、很被动的事情。人生苦短，再把有限的生命耗在自己不乐意做的事情上，那真的是相当痛苦。

　　“嗜好的读书”则全然不同，因为出于自愿，全不勉强，没有鲜明的功利性，目的是找乐子，比如老年人退休之后聚在一起搓麻将，目的不在输赢，更不下赌注，全为调剂生活。

　　古代就有人分别提倡功利的读书和非功利的读书。相传宋真宗赵恒写的《劝学诗》说得最露骨: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种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位皇帝对年轻的男人们说，你想家中粮食满仓吗？你想家居雕梁画栋吗？你想妻子貌若天仙吗？你想出门前呼后拥吗？那么，请你埋头苦读儒家的六部典籍:《礼记》，《乐经》，《书经》，《诗经》，《易经》，《春秋》。

　　不过古代也有人提倡“嗜好的阅读”。比如明代有一位泰州学派的思想家叫王艮，他写过一首《乐学歌》:

　　“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

　　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

　　呜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这位思想家能以快乐的心情去读书，又在阅读的过程中寻求到快乐。他把“读书”与“快乐”融成了一体。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也是可以改变的。比如我原先不喜欢吃苦瓜，不喜欢吃洋葱，后来在电视上看了《养生堂》的节目，知道苦瓜、洋葱有多种食物疗效，也就开始吃了，并且越来越吃出了味道。学生厌学，如果教师能正确引导，也能使他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这样精神上就主动了。

　　读“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鲁迅把人生教材分为“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有字之书”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他在《南腔北调集》的《经验》一文中说:“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无字之书”指的是生活和实践。鲁迅重视书本而不迷信和盲从书本。他在谈到后期政治态度的转变时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将生活体验与书本经验相结合，这也就是作家王蒙所说的“读书与人生互相发现，互相证明，互相补充”。

　　任何时代的任何书籍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需要我们阅读时采取一种辨析的态度。比如，要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不能不读以“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著称的《史记》。但当代考古成果证实，《史记·高祖本纪》中关于项羽“掘始皇帝冢，私收其物”的记载纯属子虚乌有。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医学瑰宝，不能不阅读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但这部中国古代药书的登峰造极之作中，也有内容的失误，引文的错讹。书中对于有些语源的考证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比如，“琥珀”，原系叙利亚语或波斯语的音译，而李时珍却解释为“虎死则精魄入地化为石”。文化经典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著作。“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基于这个道理。

　　再举几个例子。比如大家在中学时代都读过唐代边塞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门关在今天甘肃武威一带。杨柳是曲牌名，用羌族的笛子吹奏起来声音非常哀怨。这首诗我长期这样读，这样背，从没产生过怀疑。但地质学家竺可桢经过实地考察，也就是读了“无字之书”，认为这首诗中的“黄河”是“黄沙”之误。因为在玉门关一带，每天中午都刮黄沙，直冲云霄，而黄河跟凉州和玉门关都没有什么关系。我认为竺可桢的说法很有道理，至少是一家之言，可聊备一说，因为他的解读更切合古凉州的实际。

　　中学语文课本中还有一篇教材，题为《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写的是1860年10月初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掠夺中国文物。当时圆明园附近谢庄有一个小姑娘叫冯婉贞，带领乡亲抗击敌人，消灭英法联军百余人。她采用的战术是巷战，避开洋枪洋炮，跟敌人拼刺刀。这篇文章读后大快人心！但经过文献和实地两方面考察，才知道圆明园附近并没有谢庄，也没有冯婉贞这个人，更没有她率众消灭英法联军一事。原来故事是出自江苏武侠小说作者陆士谔的创作，刊登于1915年3月19日《申报》，后被编入《清稗类抄》，所以不能当成历史来读。

　　博与专，记忆与思索

　　鲁迅读书，能够科学处理博与专的关系，泛览与精读的关系。“博”就是放大度量，广采博取。他强调读书必须如蜜蜂采蜜，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鼓励求学者读一些本专业以外的书:“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提倡一种“随便翻翻”的阅读方式；也就是先行泛览，而后精读。他写道:“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不用心，不费力”，“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做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随便翻翻”获得的知识虽然“杂”，但也有好处:比如看家用账，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史料；翻老黄历，可以了解民间习俗和禁忌。看到讲娼妓的书不必皱眉头作憎恶状，因为这是研究妇女史、社会史的史料。“专”就是由博返约，由“浅阅读”进入“深阅读”。许广平把鲁迅攻读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比喻为制作中药的“九蒸九晒”，指的就是精读。

　　当今全球科技发展的总趋势，就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融。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可以改变固有的人文观念，而人文科学的发展又可以为自然科学导向。比如艾滋病和吸毒的防治，光靠药物治疗恐怕不行，必然还会涉及伦理、道德、教育、法律等一系列问题。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汇点上，往往能产生现代科学最新成果。可见“博”是很重要的。

　　不过人们服务于社会，主要还是靠他的一技之长。在社会分工日趋细密的当下尤其如此。我们不能做那种“万金油干部”，似乎什么都懂，但实际上什么都不精通。鲁迅也讲过:博识家的话多浅，浅就是肤浅。专门家的话多悖，悖就是混乱谬误。他提倡的是由博返约。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劝学篇》以蚯蚓为例，说“蚓无爪牙之利，筋者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用心一也”就是要专，在博中求专。《水浒传》有108将，每个人都有特长，如李逵的板斧，张冲的石块，关胜的大刀，吴用的计谋，时迁的偷盗，金大坚的篆刻，张顺的游泳……各有所长，各有各的用处。

　　再谈“记忆与思索”的关系。

　　掌握基础知识必须依靠记忆，比如学化学，必须掌握元素周期表；学英语，必须记住足够的单词量。古今中外都有一些博闻强记的人。比如东汉思想家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记，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当代作家王蒙，近五十岁才开始学英语，每天能背三十个单词，如今能用英语演说。鲁迅的记忆力也是惊人的，他杂文中征引了很多中外典籍，有些是全凭记忆。

　　但是，记忆并不等于智慧。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这就是说，光读书而不思索就是迷惑。思考是阅读的深化，是认知的必然，是把书读活的关键。宋儒程颐也说:“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遗书》)这就是说，治学的关键在于思考；思考则有所获，不思考则无所获。外国的作家、学者也有同样的体会。伏尔泰说:“书读得越多而不假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得很多，但当你读书而思索越多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你知道得很少。”托尔斯泰说:“知识，只有当它靠积极的思维得来而不是光凭记忆得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知识。”鲁迅也再三告诫读者——特别是年轻人，要他们学会独立思考，不使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的跑马场。他说: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橱。这也就是说，读书的乐趣不仅仅停留于文本，更在于探究与思考的过程中。在读书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接受者，也应该是一个互动者、参与者。读书过程既是欣赏和接受的过程，也是一个思考和判断的过程，其中有摄取，也有排拒；有共鸣，也有矫正。

　　一般人读书有三种境界。第一个境界叫信赖，即认为书本上的知识全都正确，以书本上的答案断是非。第二个境界叫怀疑。随着阅历丰富，知识增多，就会发现不同书对同一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说法，书上的说法跟在实际生活上的感受也可能相抵触。这就产生了怀疑，由怀疑引发了思考。第三个境界叫包容，那就是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又能尊重持不同意见者，允许他们有同等的发言权利，而不是党同伐异，封锁不同的声音。

　　我们知道，鲁迅有着深厚的国学素养，但是鲁迅对古人古训从不盲从。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有一句名言:“从来如此，便对么？”国学中的糟粕部分到了鲁迅手中，就变成了反戈一击的武器。鲁迅对《二十四孝》的批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鲁迅还提供了一个有助于思考的方法，那就是比较。他说，比较是医治受骗的方法，比如，哪一块是金子，哪一块是硫化铜，拿来一比较就清楚了。所以，硫化铜被称做是“愚人的金子”。

　　在读书中掌握传承与创新

　　鲁迅是一位具有天马行空精神的文化大师。这种精神也就是当今时代热切呼唤的创新精神。据说，天马是汉武帝时从西域大宛国得到的一匹汗血马，它能在空中奔驰，气势豪放，不受约束。鲁迅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鲁迅认为，天马行空的精神就是一种跟萎靡锢蔽决不调和的精神，就是一种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精神。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对于单纯模仿前人之作的志怪小说以及公案小说评价极低，就是因为这些作品只有因袭而无创新。

　　鲁迅的天马行空精神当然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领域。比如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没有停留在对日记小说体裁的移植仿效，而是把果戈理同名小说中对平庸弱小人物的同情提升到了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的新高度。文末的“救救孩子”，也并非一个精神受虐者个人的呼救之声，而成为了对整个封建体制的反叛之声。这样的作品，就是周作人所说的“创造的模拟”。鲁迅创作历史小说是以博考文献为基础的，但由于他执着于现实战斗，所以以古喻今，古今杂糅，运用了相当于当下影视界视为新潮前卫的穿越手法。鲁迅《故事新编》的创作实践证明，一个没有创新精神的作家，同时也必将丧失传承传统的能力。至于在小说创作中把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作为关注对象和表现中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中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中心的格局，这也是在内容上的一种创新。

　　鲁迅小说创作的创新精神同时表现在艺术形式上。早在1923年10月8日，雁冰(茅盾)就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读〈呐喊〉》一文，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雁冰这一论述，不仅指出了鲁迅小说在形式上的创新意义，而且指出了鲁迅这一创新对后继者的启示和带动。文学作品的形式，包括了体裁、格式、手法、风格、韵律诸要素。雁冰的上述评价侧重于文学体裁，这是独具慧眼的。三年后，作家黎锦明在《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一文中指出鲁迅是一位“文体家”，鲁迅深以为然，有空谷足音之感。

　　鲁迅的创新精神当然也表现在小说创作之外，比如杂文创作。中国的传统杂文(主要是指议论色彩比较浓厚的“杂说”)和西方的“随笔”是鲁迅杂文的中外文化渊源。为了能够迅速反映急剧变化的现实，增强文章的感染力，鲁迅又在这种本质上属于散文的体裁中融入了诗与政论的因素，从而使这种体裁在鲁迅手中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创造。又如鲁迅旧体诗词对前人的超越，是连他当年的论敌也不能不承认的事实。著名南社诗人林庚白曾经写诗谩骂，说鲁迅是“刀笔酸儒浪得名，略谙日语果何成？挟持译本欺年少，垄断书坊是学氓！”但他真正读到鲁迅的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和七绝《悼丁君》之后，也承认鲁迅的旧体诗词“不假雕琢，耐人寻味”，甚至认为鲁诗的工力“突过义山”，即超越了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孑楼诗词话》，第12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重版)此外，鲁迅的创新精神还表现在学术领域、美术领域、翻译领域。受时间限制，不一一展开。鲁迅的创新精神，正是当今时代热切呼唤的时代精神。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