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晚年宋庆龄：很孤独，对旧东西特别有感情【3】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马海德全家依依不舍地撤离，当时，周幼马和杨尚昆的儿子被分别装在两个草筐里，放在一匹骡子上，由周苏菲拉着。“1948年初，我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5月，毛泽东也到了那里。父亲在西柏坡继续给人看病，还去英语培训班教英文。”1949年2月，马海德跟随叶剑英到了北平，准备进城接管医院和安置医务人员。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中，他协助组建了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为在中国消灭性病和在2000年全国争取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作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78岁的马海德在北京逝世。“父亲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我一向自由散漫，直到父亲去世，都没能入党。在父亲的葬礼上，邓颖超握着我的手说‘幼马呀，你一定要成为像你父亲一样优秀的共产党员’。后来，旁边的媒体记者问我‘你是党员吗？’我说‘不是’。直到3年后的1991年，我才明白父亲的心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曾说我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但可以搞摄影”。让周幼马感到欣慰的是，他按照父亲的要求，成了一名合格的摄影师，并在宋庆龄晚年一直陪伴她整整十载，用相片记录了宋庆龄的晚年。“大家都知道她是在1981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的”，周幼马后来看了很多材料和解密的苏联档案，发现宋庆龄早在上海时，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了。1931年，宋庆龄回国给母亲办丧事的时候，就是为了解救一个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牛兰，当时，苏联共产国际就吸收她加入了共产党。她为了帮助在江西苏区的红军，曾经让我父亲买很多的药和医药器材想办法送去；还有一些革命者从上海乘船去苏联开会，父亲掩护、送他们走，使其顺利到达苏联开会。有时候，宋庆龄打电话给父亲说，你今天不要去门诊，有一些朋友要在你那里聚会，事实上是地下党要在那里开会。父亲马上就停止门诊，把诊所让给他们。宋庆龄是我父亲成为革命者的引路人，后来，周幼马专门写了《解密党员宋庆龄》的文章纪念她。

　　宋庆龄晚年孤独

　　周幼马1971年起开始担任宋庆龄的私人摄影师。宋庆龄病重期间，他是宋庆龄寓所内唯一的一名摄影师。1981年6月4日，他护送宋庆龄骨灰到上海，参加安葬仪式。“在我逝去的年华里，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日子是担任宋庆龄的摄影师。作为她的摄影师，我真实记录了她最后的重要时刻。”周幼马说，他能感觉到宋庆龄晚年的孤独，但也能看出她内心的平静。宋庆龄晚年经常在楼上，很少下来，她有写日记的习惯，但现在她的日记还没有公开。“她非常注重穿着，衣服不多，都是一些以前留下的衣服、手包、帽子、围巾等配饰，但她每次出门，都要自己精心搭配。节俭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感觉宋庆龄是念旧。她在国内没什么亲人，所以对旧的东西特别有感情，她有一个烟盒，已经很破旧了，甚至要用橡皮筋才能固定上。我父亲有一次去国外，专门给她捎来一个新的烟盒，但宋庆龄还是用原来的那个。”

　　周幼马回忆，宋庆龄晚年很少出游，也不喜欢出门，特别是“文革”时期。有时候节假日，她会被政府安排参加一些公开活动，“但因为都是安排好的，这让宋庆龄觉得很无趣。”有一次，宋庆龄饶有兴致地打扮了一番，去香山游览，“但她发现周围的游客全都是‘假游客’，整个香山都戒严了，她觉得很没意思，就说‘因为我一个人，大家都不能来玩，太没意思了’”。周幼马说，唯一让宋庆龄高兴的事情就是看电影。“宋庆龄楼上有一个放映机，可以放电影，有时候她会拿一些欧美的老电影来看，她特别高兴的时候，会邀请许多朋友，我也会受邀。看完电影，她会请大家吃饭、聊天，虽然是很简单的聚餐，但感觉她比平常健谈。”

　　父亲去世后，周幼马变得成熟起来，他为了让母亲乐观生活下去，成立了以父亲名字命名的马海德基金会，目的是为现在还在世的麻风病人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具体事情开始是妈妈掌管。因为她年龄大了，90多岁，不能跑路，不能去麻风病院慰问麻风病人，跑腿的活是我的。当年在中国，麻风病人被视为最可怕的，有些村落甚至将他们焚烧或者扔入深山。父亲能在那样的情况下，舍命走近他们，和他们亲切交谈，握手鼓励，是很不易的。我想把父亲的这一份事业做下去。”

　　80年前，马海德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而80年后的今天，他的家在中国已经有了四代人，人数达10个。马海德虽然已经离大家远去，但他的精神、意志和理想却如同他的后人一般，在中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