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蒋介石的用人之道：方法不同决定命运不同

　　毛泽东、蒋介石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在用人之道上，有着“五湖四海”与“黄埔浙江”、“放手使用”与“越级指挥”、“依法用人”与“帝王之术”的区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最终的命运

　　毛泽东讲“五湖四海”，蒋介石搞“黄埔浙江”

　　毛泽东的“五湖四海”用人原则在王稼祥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王稼祥因为没有得到半数选票而落选。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吃惊。为了增强党内团结，他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专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力荐王稼祥。王与王明、博古等人同属留苏学生群体，在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也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毛泽东看来，虽然王稼祥犯过错误，但是他确实为党作出过重大贡献。因此王稼祥的当选，对于团结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同志，有过意见分歧甚至冲突的同志，犯过错误的同志，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中共七大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做了《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讲话的第二部分就是关于王稼祥中央委员落选的问题，这一部分毛泽东讲得最多，也最着力。毛泽东指出，王稼祥同志“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一件一件地列举了王稼祥的功劳，还特别提到了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最后，毛泽东非常肯定而又恳切地指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的讲话加深了代表们对王稼祥的了解。大会进行了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王稼祥以第二高票当选。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帮助稼祥同志‘竞选’。”

　　蒋介石用人讲的是封建主义和青洪帮那套江湖法则，强调个人恩怨，任用私人，甚至亲戚朋友，特别是大搞“黄埔浙江”。

　　蒋介石是依靠“黄埔系”起家的。蒋介石授衔的将领，主要来自“日本士官系”、“保定系”、“黄埔系”。在抗战胜利后，“黄埔系”势力达到了顶峰。其次，蒋介石在用人时还讲究同乡渊源。“浙江帮”横亘整个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系统。军事系统有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掌握了国民党兵力最盛、武器最先进的军队；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整个特务系统简直就是浙江人的天下；党务系统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陈诚。陈诚的“火箭式”发家史与其“保定系”、“黄埔系”和浙江老乡的身份不无关系。陈诚，浙江青田人。1919年，陈诚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1925年，时任黄埔军校炮兵科上尉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有一天晚上，他访友归来，天将黎明，仍不思睡，便挑灯夜读《三民主义》。这恰巧被查夜的校长蒋介石看见，当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得知陈诚为浙江人，便认定陈诚为可造、可用之才。次日清晨，早操完毕，蒋介石便把陈诚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

　　此后，陈诚一直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一路官运亨通。1932年，在蒋介石、宋美龄的极力促成下，陈诚与国民党元老谭延闿之二女、宋美龄的干女儿谭祥结婚，做了蒋介石的干女婿。陈诚成了蒋介石最为宠信的心腹和干将，此后便平步青云，成为中央军系统第二位一级上将。到台湾后，更是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

　　蒋介石任人唯亲、唯私的用人方法，一方面随意性很大，有时可能提拔一些人才；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制度保证，引起他人的不服，最后造成众叛亲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