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四大天主教教堂和他们的奠基者

　　在北京四九城众多的历史建筑中，东南西北四大天主教教堂可以说是一道独具韵味的亮丽风景。它们虽历尽沧桑、多次重建，却依然体现着北京数百年来厚重的历史，更代表着北京兼容并包的文化底蕴。

　　其实北京城区内的天主教教堂不仅只有四座，只是因为在这些教堂中，王府井教堂、宣武门教堂、西直门教堂和西什库教堂比较出名，并且它们正好分布在北京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因此也分别被北京人叫做东堂、南堂、西堂和北堂。北京的教堂建筑形式和同时代的西方教堂基本相同，但在朝向上多采用中国“坐北朝南为尊”的习惯设计。而这四座天主教教堂的奠基者，均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先说南堂。南堂是北京城内最古老的天主教教堂。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于明末来北京传教，同时介绍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知识，得到提倡“实学”的士大夫们的欢迎。利玛窦住在北京宣武门地区，以“五百两银子”买下其住所旁的“首善书院”将其作为个人祈祷所。随着信者不断增加，1605年，利玛窦将其改建成了一座小教堂。这座教堂还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仅在醒目位置安放了一座十字架。清朝入关后，对掌握数学、历法的西方传教士非常重视。顺治元年，日耳曼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因准确预测了日食，被任命为钦天监正，由此成为西方在中国朝廷中任官的第一人。顺治帝非常尊重汤若望，赐号“通玄教师”。1650年，在得到顺治帝“拨地赐金”后，汤若望将利玛窦所修建的小教堂扩建成为北京城内第一座正规的天主教堂。教堂竣工后，顺治帝御笔亲书“钦崇天道”匾额，后来又御笔亲书“通玄佳境”(康熙年间，为了避皇帝玄烨之讳，改成“通微佳境”)门额。汤若望虽极力规劝顺治帝入教，但终未成功。

　　东堂，俗称王府井天主堂，是耶稣会传教士在北京城区兴建的第二座教堂。它的奠基者是葡萄牙籍传教士安文思和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是首位环球航行者麦哲伦的后裔，曾与利类思在四川成都建立了教堂。1644年，张献忠攻入成都，“强以官职、衣服、俸禄授二神父”，且赐“天学国师”称号。效力于张献忠政权期间，据说两人竟然将张献忠的岳父父子发展为教徒。清军攻入四川后，由于肃亲王豪格和汤若望相交甚厚，就将二人带回北京。1649年，两人借被安排到光禄寺固山佟国纲家中供职，劝说国纲与其弟国维入教，但未获成功。在北京期间，安文思以善于制造机械而闻名，还曾写成《中国的十二特点》一书称颂中国，后以《中国新志》为名刊行于巴黎。而利类思在当时耶稣会会士中被公认为汉语造诣最高深者，著述、翻译了大量书籍，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汇与融合。在京城住了七年后，顺治帝赐给他们薪俸、一所宅院和今天东堂这个地方的一块空地。后来，由豪格亲族、宗室、郑芝龙等提供资金，动工修建了东堂。东堂建成后，进京传教或为清廷提供服务的葡萄牙传教士都被安置在此。

　　北堂则是由法国传教士用金鸡纳霜“换来”的。1685年，五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张诚和白晋留在宫中，洪若翰、刘应等出京传教。在华期间，张诚、白晋帮助中国官员用经纬度法绘制成了当时亚洲水平最高的中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张诚还曾参与了中俄边境谈判，并建议《尼布楚条约》使用拉丁语写成正式文本。1692年冬，康熙帝染疟疾高烧不退，太医束手无策。洪若翰和刘应从广州赶回，献上金鸡纳霜，康熙帝服用后立愈。为酬谢他们，康熙帝在皇城内位于中南海西边的蚕池口赐给“广厦一所”，修建了北堂。1703年北堂建成后，康熙皇帝亲撰“万有真原”匾额，并赐对联一副、律诗一首。到了1887年，清廷认为北堂建筑物太高，可以俯视禁苑，于是出银数十万两，将北堂搬到西什库，所以北堂后来又被称为西什库教堂。

　　西堂是由意大利遣使会传教士德理格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在北京西直门内购地始建的，是北京四大天主教教堂中规模最小的一座。德里格到达中国后，在宫中担任乐师，演奏“铙钹”和“键琴”，直至乾隆朝逝世。他作为教师、作家、作曲家、演奏家、乐器制作者和调律者的工作得到了康熙帝的奖赏，并受到诸皇子的尊重。德理格在华期间，完成了《律吕正义》5卷，被收入四库全书。书中除中国传统乐律内容外，还出现了西洋乐理及五线谱。德里格的作品第三号，包括12首小提琴和低音的奏鸣曲，也是18世纪留存在中国的唯一一份西方音乐的手稿，现珍藏在国家图书馆。

　　图:明末清初三位来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