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许善达谈中国税改

　　税收总是以冷冰冰的数字呈现，看上去深奥而枯燥，在许善达眼中，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生动的故事和人物，听下来扣人心弦、发人深省。

　　尽管有各种各样关于前苏联解体的分析文章，许善达告诉记者的却是最直白的版本，“继叶利钦宣布俄罗斯不再给苏联交钱后，苏联的财政部没钱了，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第三天，苏联的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飘落。这就是前苏联最后几天发生的故事。”

　　更令人震惊的是，中国也曾经游走在危险的边缘。“从1987年开始的财政承包制和企业税收承包制使得征税权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相当规模的中央收入被地方政府通过征税权转化成地方政府收入，成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善达告诉记者，“1994年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中，中国果断废止了实施几十年和前苏联一样的由地方政府控制征税权的体制。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承担维持国家统一职责的中央政府必须掌握征税权。”

　　选择正确并不代表道路一帆风顺。许善达还记得，他带队到当时承包制的典型首钢集团谈判是否采用发票抵扣的增值税时，厂区大门的影壁墙镶嵌了斗大的四个字“承包为本”。还没等许善达从出台增值税的热情中降温，虚开增值税发票骗税案就在全国范围爆发，“那时压力大得不得了，决策层甚至考虑过是否中国的社会文化、法制水平承受不了这样一个好税制。”所幸，许善达主持的金税工程二期取得成功，这也让一些认为中国金税工程搞不成的外国专家内心别扭了好一阵子。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1994年税改的局限性开始显露，最大的矛盾是税源与税收的背离。“广西贵州边界有一个水电站，售电广东，每单位电给桂黔两省只各贡献税收2元，给广东贡献税收28元，在税法规定范围内税务总局做了一些调整，使三省大致平衡为11元、11元、10元。但有很多事制度上不改革，税务总局也解决不了，如西气东输工程沿途十几个省提供征地、供水供电、治安、甚至医院学校等各项服务，但税全部交给上海。”在许善达看来，中国的税制距离科学化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国外的个人所得税对于企业高管的个人消费中哪些属于公务消费，哪些属于私人消费有清晰比例划分，属于前者，在企业所得税中扣除，属于后者则必须视为个人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我们仍然是公家买单就可纳入成本，私人名下就得交税。”许善达告诉记者。

　　另一个让许善达着急的事，是对于高科技研发企业的税收支持并未真正落实。“研发费用税前150％列支扣除的政策落实远不到位。”许善达表示，税法规定如果给科研人员期权，签字确认之日就需交纳20％个人所得税，这些科研人员往往只有脑袋没有现金，所以期权激励机制根本无法兑现，如果改成变现之日再交税就解决了。

　　从事了几十年的税务工作，许善达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坚持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二是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企业包税、随意执法等与建设公平和法治的市场经济理念不符，所以要否定。另外，我们也不能老拿美国说事，似乎美国搞了房产税，我们也要搞房产税，两者的文化背景、发展阶段不同，有些需要吸收参考，有些不能照抄照搬，譬如个人所得税按家庭征税，我认为在中国就不太行得通，虽然可以增加专项扣除项目。”许善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能食洋不化，比如，中国财产税在很长时间内都会是很次要的税种。”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