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點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 切實解決“執行難”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近期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其中推動實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試點成為司法實務界熱議的話題。縱觀人民法院的發展歷程，審判執行工作經歷了從審執合一到審執分離的變革，現今推動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必是解決執行工作中“執行難”、“執行亂”困境的福音。

　　審判權與執行權相分離有利於實現從“重審輕執”到“審執並重”的意識轉變。目前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存在著“重審輕執”的認識誤區，認為執行工作是審判工作的延續，將民事執行看成是民事審判的附屬品，很難樹立民事執行的權威性，這也是造成執行工作進展困難的重要原因。眾所周知，審判權為了實現公正的價值追求必須保持中立性，執行權為了實現效率的價值追求必須保持主動性與強制性，二者不同的權利性質決定了其理應有明顯的界限﹔在權責范圍上，民事審判權旨在確認權利，而民事執行權旨在實現權利，倘若沒有權利的實現，權利的確認亦不過是一紙空文，因此審判與執行是並重的兩項司法工作，不能合二為一。

　　審判權與執行權相分離有利於實現執行工作的專業化，提升執行工作的質量與效率。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民商事糾紛日益復雜，執行工作作為實現人民權利的最后一道防線，責任重大，任務艱巨。就案件來源而言，既有法院司法裁判做出的民商事判決以及刑事附帶民事判決，還有仲裁機構、公証機構以及行政機關做出的生效法律文書﹔就工作內容而言，執行工作中經常採取查封、扣劃、凍結等執行措施及拘傳、罰款等強制措施，其與當事人利益息息相關。由此可見，執行工作是一項綜合性、專業性很強的工作，為保障執行工作的質量與效率，需要由專門的機構與專業人員審慎執行。

　　審判權與執行權相分離有利於發揮執行對審判的監督職能，促進司法公正與廉潔。執行權的行使主要以生效法院判決為依據，法院判決是否公正合理，判決中標的是否明確，用語是否有歧義等都對執行工作的順利進行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審執分離可有效發揮執行工作對審判工作的監督與檢驗作用，有利於發現、彌補審判工作中的不足，亦有利於督促審判法官審慎行使審判權。此外，將審判權與執行權相分離可以避免司法權力過於集中，對於防止司法腐敗，保証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義。

　　審判權與執行權相分離在當前司法環境下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在改革中須避免對“審執分離”的認識誤區，明確審執分離的真正內涵，理順審執關系，形成有效的立案、審判、執行銜接機制。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並不是審判工作與執行工作的絕對隔離，而應以審執協調為前提。執行需以生效判決為依據，如果單純認為審執分離是審判權與執行權的絕對割裂，審判法官在審判工作中缺乏兼顧執行的全局意識，容易出現隻注重裁判的合法性而忽視裁判的可執行性，造成空判的“法律白條”，不僅給執行工作帶來困難，也影響了司法的權威性，可能引發當事人不滿，亦不利於社會的和諧穩定。建議初任法官到執行部門實習鍛煉，增強其對司法裁判后案件走向的預判能力，培養其審判兼顧執行的全局意識。

　　最后，建議制定獨立的強制執行法，為審判權與執行權分離提供立法層面的根本保障。現有民事訴訟法雖然對執行權做了規定，但一方面，在民事訴訟法中規定執行權易造成執行權只是審判權延伸的誤解，不利於樹立執行權的獨立性與權威性﹔另一方面，隨著案件的復雜化，執行程序的運作也需要更加完善的、針對性強的執行程序法予以進一步規范。建議參考國外如日本、奧地利等將審判程序與執行程序相分離的立法體例，制定獨立的強制執行法。

　　(作者系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法官）

(來源: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