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和劉半農唱“雙簧”

　　《新青年》安家於北京大學之后，為了吸引眾人圍觀，擴大社會影響力，錢玄同和劉半農合演了一場“雙簧”，並由此演變成了一個公共話題，將新文化運動的理念從書齋推廣到大眾之中，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標志性事件。

　　《〈新青年〉圖傳》還原了這場自導自演的“雙簧”。

　　《新青年》遷到北京之后，不論編輯方法還是內容形式都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尤其第4卷第1號，堪稱“改頭換面”的一期:從這一期開始，雜志隻刊載白話文，並且採用了新式標點。

　　這時，《新青年》提倡新文化運動有點尷尬，除了自己這邊在鑼鼓喧天地“吶喊”，還沒有一個“敵人”出來迎戰，傳統衛道士們還沒有看見他們的熱情和魄力呢。身懷絕技，斗志昂揚，卻沒有對手，這是何等寂寞。

　　獨角戲唱起來沒勁，那不妨攻打一下假想敵。就好像雙方辯論一樣，必須一方陳詞，一方反駁，雙方互爭互斗才能熱鬧好看。於是，新文化陣營的劉半農和錢玄同自導自演了一出“雙簧”。

　　自導自演唱“雙簧”

　　“雙簧”的經過是這樣的。1918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號上並列刊出了兩封信件。一封是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寫給《新青年》雜志社的公開信。全信以文言寫成，共4000余字，故意以一個封建思想、封建文化衛道士的口吻說話，歷數《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的罪狀。

　　而另一篇《復王敬軒書》署名“本社記者半農”由劉半農執筆，通篇所舉觀點都與前文針鋒相對。全文洋洋萬余言，對王敬軒的觀點逐一批駁。

　　錢玄同很有舊學的底子，模仿舊文人的口吻惟妙惟肖。他在化名王敬軒的信中通篇攻擊新文化人，謾罵他們的白話文主張如同“狂吠之言”，攻擊他們使用新式標點、引進西方文化是“工於媚外，惟強是從”。文中還特意大大贊揚了當時的桐城派古文家，也曾任教北京大學的林紓:“林先生所譯小說，無慮百種，不特譯筆雅健，即所定書名，亦往往斟酌盡善盡美，如雲吟邊燕語，雲香鉤情眼，此可謂有句皆香，無字不艷。”

　　而針對“王敬軒”的言論，劉半農採用嬉笑怒罵的方式逐一予以了批駁，並批評王氏這樣的守舊者是“不學無術，頑固胡鬧”。尤其以林紓當射擊的靶子，劉半農譏笑林氏翻譯的外國名著雖然數量很多，卻沒有什麼價值。他輕蔑地說:“若要用文學的眼光去評論他，那就要說句老實話:那就是林先生的著作，由‘無慮百種’進而為‘無慮千種’，還是半點兒文學的意味也沒有。”

　　可以說，由錢玄同、劉半農執筆的兩篇文章針鋒相對，形成了水火不容的論爭之勢。這樣一來，林紓算是莫名其妙地被拉進了罵戰旋渦。

　　林紓躍身上陣

　　其實“雙簧信”向林紓挑舋的意思很明顯。給“假想敵”取名“王敬軒”並非憑空捏造，而是大有深意。林紓，字琴南，號畏廬。從字面意思上來說，“敬”對“畏”，“軒”對“廬”，“敬軒”其實就是隱射林紓之號“畏廬”了。錢、劉二人給守舊者命名“王敬軒”，等於把戰斗火力直接瞄准了林紓。

　　為什麼偏偏挑選林紓充當頭號敵人呢？作為清末民初的桐城派古文大家，在文學創作、文學理論上的成就，林紓是公認的晚清“桐城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對於“激進”“求異”的新文化運動，老成持重的林紓本來一直保持著沉默靜觀的態度。但在“雙簧信”的明顯挑舋之下，他終於按捺不住，躍身上陣了。林紓不僅直接寫信給蔡元培要求校長主持風化，還通過撰寫小說來指名道姓地痛罵新文化人。

　　林紓利用小說回應

　　1919年2月和3月，上海《新申報》先后發表了林紓的短篇文言小說《荊生》《妖夢》。這兩篇小說以文言的仿聊齋體寫成，都是借虛構的人物和故事來影射謾罵新文化運動。《荊生》寫了一個“偉丈夫”鎮壓狂生的故事。身體強健、武功高強的荊生夜宿陶然亭，聽到隔壁有安徽人田其美(指陳獨秀)、浙江人金心異(指錢玄同)以及剛從美洲回國的狄莫(指胡適)三人正飲酒作樂。他們一邊喝得興高採烈，一邊口出狂言攻擊孔子和古文。荊生聽得怒火中燒，破門而入施展武力制服了三人。小說中描述田其美等被打倒在地，狼狽不堪。尤其是近視的金心異掉了眼鏡，趴在地上磕頭不斷，簡直丑態百出。《妖夢》寫某人夢中游陰曹地府，居然在地府見到一所“白話學堂”。隻見學堂中熙熙攘攘，全是魑魅魍魎。其中校長元緒(指蔡元培)，教務長田恆(指陳獨秀)，副教務長秦二世(指胡適)為鬼怪中的突出者。他們高挂著“斃孔堂”的招牌，大肆妄談廢除古文，毀棄倫常。終於，白話學堂中鬼怪們的乖張狂妄言論激怒了地獄阿修羅王，被他吃掉化為臭不可聞的糞便。在種種關於暴力與殺戮的幻想之中，林紓似乎獲得了最大的快意。

　　1919年3月18日，林紓又給蔡元培寫信，希望他以校長的身份約束教員的“胡鬧”。林紓指責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是“覆孔孟，鏟倫常”，說新道德推崇者蔑視父母養育之恩是“人頭畜鳴”。對於推行白話文的主張，他痛心疾首，危言聳聽地說:“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引為教授矣。”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林紓那邊的回應多有謾罵攻擊之詞，這邊新文化陣營卻不免又驚又喜。期盼中的敵人終於出現了！“罵戰”必然引起社會關注，何況又是林紓這種已有盛名的人物。為打退林紓，他們紛紛揭露林紓在《荊生》中呼喚的“偉丈夫”就是手握兵權的徐樹錚——段祺瑞政府中的安福系干將。《荊生》見報后，陳獨秀在自己主辦的《每周評論》全文轉載，並寫了編者按語說“有人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權來禁壓”，評價這篇小說就是“代表這種武力壓制的政策的”。從此，荊生被闡釋為武人政權或軍閥的化身，而小說作者被斥為專抱“偉丈夫”大腿的小人、“現在的屠殺者”。這樣一來，林紓被置於倚靠權勢的無恥境地，而新文化陣營因成為被壓迫一方輕易獲得了公眾的同情。

　　另外，針對林紓指責北大的言辭，蔡元培的回答義正詞嚴。在名為《致〈公言報〉並答林琴南函》的復信中，蔡元培不僅反駁林紓，也向整個社會表明他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對林紓這樣的遺老而言，提倡白話文動搖了儒教傳統當然大逆不道，但蔡元培看來，在主張個性，學術自由的當今之世，新文化運動自有發展之道，何必拿著禮教、道德的威名加以打壓？蔡元培說:

　　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這響當當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隨著蔡元培流傳青史，不知被后人轉載引用多少次。

　　發展成為公共話題

　　林紓和蔡元培都是當時的學界名流，他們之間發生的問答、爭辯非常容易引起公眾的注意。恰好，那時候坊間又流傳說教育部要驅逐大倡新文化的陳獨秀、胡適等人。許多報紙紛紛報道並刊登林、蔡的言論往來，兩人的論辯迅速引發輿論的關注。而且，各報為了吸引讀者眼球，把“林蔡之爭”冠上“新舊之爭”“新舊思潮之沖突”“新舊思潮之決斗”等火藥味濃烈的標題。原先只是囿於學術界的思想分歧，在新聞媒體的煽風點火之下頓時鬧得滿城風雨、眾聲喧嘩，成為大眾關注的熱點問題。

　　林紓沒有預料到，他對新文化人、對《新青年》的一番批判、攻擊會招來媒體的廣泛報道，並且發展成為公共話題，無形中又為《新青年》作了一次聲勢浩大的廣告宣傳。事后，逐漸平靜下來的林紓還是頗有君子風范，后悔自己怒火中燒時的口不擇言。他親自寫信給各個報館，承認自己罵人的錯處。可見，林紓還是一個敢作敢為、頗有擔當的人物。然而，林紓隻對私人意氣用事認錯，他仍倔強地反對新文化和新思想，他說:“拼我殘年，極力衛道，必使反舌無聲，瘈狗不吠而后已。”在新潮涌動的民國，年紀老邁的林紓實在難挽狂瀾。

　　圖1:劉半農

　　圖2:錢玄同

　　圖3:林紓

(來源:人民政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