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費鞏教授在浙大：為進步學生據理力爭

　　費鞏教授的女兒費瑩如告訴本文作者，費鞏的媽媽與姨媽是一對親姐妹，費鞏的妻子就是姨媽的女兒。而姨媽的女兒袁慧泉則是袁世凱長子袁克定的女兒，即袁世凱的嫡長孫女。所以，費鞏就是袁世凱的嫡長孫女婿。袁世凱的嫡長孫女袁慧泉雖然出生於豪貴家庭，但她在費鞏與國民黨獨裁統治的不屈斗爭中，始終如一地支持丈夫，表現出的勇敢與堅強，也同樣是值得后人記住的。

　　費鞏自小聰穎，1923年考入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學科政治學系，后赴英留學。1931年初，他在英國的學業終結，獲學士學位。回國后，他最初在中國公學任教，並兼復旦大學的一些課程。1932年，他結識了鄒韜奮，成為鄒韜奮所主辦的《生活雜志》的特約通訊員。1933年秋，應復旦老校友、浙江大學校長郭任遠之邀請，受聘浙江大學副教授、教授，講授政治經濟學與西洋史，還擔任注冊課主任。此時費鞏一家也搬到了杭州，住在西湖邊的英士路(現為工人路)。從此，費鞏直到1945年3月5日被國民黨特務綁架殘害為止，一直在浙江大學從教，整整12個年頭。上世紀40年代初，國民黨元老葉楚滄竭誠推薦他去復旦大學擔任校長。不過他要費鞏須做一個挂名的國民黨員，可以不參加黨務活動。費鞏聽后，當然表示不願意而婉言謝絕了葉楚滄好意。就從他這次不願參加國民黨算起，費鞏前后有4次拒絕加入國民黨。

　　1935年是費鞏來到浙大的第三個年頭，這一年的上半學期末，校長郭任遠發出布告稱:胡喬木等10余名學生因成績不及格，給予退學處理。費鞏覺得這件事另有原因，他便去查核了他們的成績。一經查核使他恍然大悟，原來這些同學的成績並非不及格，例如胡喬木的成績明明是80多分，而布告上說不及格，這是個陰謀。於是，他拿著學生的成績冊直言責問郭任遠:為什麼明明是及格的成績，卻改成不及格而給予退學處理？郭任遠不耐煩地說:“此事你就不必過問了，難道你還不明白嗎？學校是不許宣傳共產黨的主張、不准煽動鬧事的！”費鞏異常氣憤地駁斥郭任遠:“學生們一股愛國熱情，要求政府抗日，他們的精神非常可貴，這是應該肯定和提倡的，怎能說成是煽動鬧事呢？”郭任遠被費鞏駁得理屈詞窮，無奈，他就搬出國民黨當局的旨令，氣勢洶洶地說:“如今國策早已明確先安內后攘外，不允許侈言抗日，不允許共黨宣傳異端邪說。香曾(費鞏字)，這可是黨部指示，你敢違抗？”這時，費鞏針鋒相對地對郭任遠說:“學校辦事應該光明正大，不能卑鄙齷齪，不能因為政治思想原因，而篡改學生的考試成績，學校如此作偽，何能信服學生？”郭任遠終於不耐煩了，他對費鞏說:“你不要管得太多了！”費鞏毫不示弱，他斬釘截鐵地說:“不，我是注冊課主任，應該對學生的成績負責！除非將我免職！”最后，郭任遠仗著后台的支持，還是將胡喬木等進步同學強行開除了。費鞏得此消息，專門約請了胡喬木到家裡。他肯定了胡喬木等同學的正當活動，並對未能阻止校方開除一事表示歉意。費鞏為保護進步學生向校長據理力爭的行為，在學校的師生中廣為傳播，他們從內心深處感受到費鞏對學生的關愛。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后，學校對組織支援這場愛國運動的學生會正副主席等進步同學，又做出了開除的處理。這可激怒了學生，他們立即舉行了大罷課，憤怒譴責校長郭任遠，響亮地提出了“要學者，不要黨棍”的口號，並宣布不承認他是浙江大學的校長，同時發表了“驅郭宣言”。在這場正義對邪惡的斗爭中，費鞏始終站在進步學生一邊，堅定地支持學生的驅郭行動，並終於把郭任遠趕出了浙大。通過與校方的交涉和斗爭，浙大的師生把費鞏當作自己最愛戴的教授。

　　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滬戰爭”爆發，在上海即將淪陷的情勢下，浙江大學決定西遷。費鞏安撫了母親和妻子，追隨浙大踏上了艱難的西征行程，於1938年同先期抵達廣西宜山的師生會合。在宜山，費鞏看到學生們生活十分艱苦，有的學生患了病，由於缺醫少藥而不治身亡，心情很是沉痛。為此，他給竺可楨校長寫了一封信，提出了被稱為“香公奏議”的五點建議。竺校長有感於費鞏關心愛護學生的真摯情感，欣然接受了費鞏的建議，做出了浙大師生搬遷貴州遵義的決定。

　　在遵義，浙大師生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上課，積極開展愛國活動。而學校裡的姜姓訓導長和原校長郭任遠，卻始終站在進步學生的對立面。1940年8月，憤怒的學生們將訓導長趕下了台，還把他的鋪蓋擲到了校外。這樣，浙大一時間就沒有了訓導長。這時，竺可楨想到費鞏是最合適的人選。於是，他當即提著燈籠，來到遵義老城山坡上的石家堡費鞏的住地，進行了一場校長與教授之間的傾心交談。竺可楨坦率地說:“姓姜的劣跡太多了，被學生轟下台是意料之中的。但訓導長可不能長久空缺，我思前想后，認為由你來出任最為合適。”費鞏對竺可楨三顧茅廬的精神深為感動。他如實講述了思想顧慮:“一不是國民黨員，通常是不能擔任這個職務的﹔二前任的訓導長作惡多端，聲名狼藉，在學生心目中，訓導長是與學生作對的‘警察廳長’，如果我做了訓導長，會受到學生的忌恨，到時豈非冤枉。”仔細聽著費鞏的心裡話，竺可楨越加感到費鞏的真實坦率，更加堅信費鞏是位訓導長的合適人選，在浙大可以說是非費鞏莫屬了。竺可楨從學生的利益出發，懇切地說:“現在學生的生活太苦了，我們總不能忍心一直無人去關心他們吧？”竺校長的一番言辭，終於深深感動了費鞏。這時愛生如子的費鞏，幾乎已是沒有任何理由不接受竺校長的誠請了。於是，他決定出任訓導長一職。不過，他向竺校長提出兩個條件:“一是不加入國民黨﹔二是擔任了訓導長后，仍然拿教授的原薪，將每年可節省的四五千元的訓導長的薪俸，用來改善學生的物質生活。”費鞏言畢，竺可楨真是喜出望外，一口答應費鞏的條件。費鞏就職典禮的這天，浙大的師生幾乎傾巢而出。在雷鳴般的掌聲中，費鞏發表了他的《就職宣言》，向師生們作了四點施政方針的說明，並表示了自己的態度。從此，費鞏與竺可楨，兩位主持正義、深受師生愛戴的教授，配合默契，患難與共，為著科學和民主，竭盡全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如果說費鞏出任訓導長，就是對學生驅逐姜姓訓導長行動的支持。那麼，在他擔任訓導長的半年時間裡，由於反對國民黨當局獨裁，進一步傾向和旗幟鮮明地支持進步學生無的畏精神和不屈斗爭，以至一次次地遭受到恐嚇和迫害。費鞏異常鄙視和憎厭那些盛氣凌人、橫行校園的國民黨黨棍和特務學生，他把挂在訓導處辦公室前門的三青團牌子，挂到了后門。對於嚴重違反校紀的特務學生，他毫不留情地提出，要將他們開除出去。為此，一些被清除出校的特務學生，非常仇恨費鞏，他們揚言要給費鞏顏色看。當時與蔣介石侍從室有直接聯系的浙大國民黨部負責人提出:訓導長一定要由國民黨員擔任。為此，他們誘騙費鞏加入國民黨。費鞏絲毫未加考慮，一口拒絕。於是，國民黨教育部就以費鞏放縱共產黨活動，阻撓國民黨黨務工作為由，脅迫費鞏辭去了訓導長的職務。

　　1941年初，在國民黨策劃“皖南事變”前后，浙大校園彌漫著恐怖的氣氛。遵義警備司令部發出公文，說是外地的共產黨員已潛入浙大，要校方配合抓捕共產黨員。費鞏聞訊后，一面焦急地與竺可楨商量對策，一面緊急派人轉告幾位比較暴露的進步學生迅速轉移。一天晚上，校園裡正在清查共產黨員和進步學生，情勢異常緊急。這時，費鞏所居住的石家堡山坡上的宿舍裡，已從校園那裡秘密撤離潛來了喬新民等六、七位同學。費鞏從辦公地點回來后，他要同學們務必小心，先在這裡躲避幾天。當他仔細端詳一個個同學時，又鄭重地關照大家要注意儀容，對穿著的衣服要破舊而自然。費鞏特別指了指喬新民笑著說:“你看你的頭發既亂又長，真像個‘勞改犯’了。”說著，他毫不遲疑地拿出了自己的中式皮袍和大衣，給喬新民和其他幾位同學穿上。后來，這幾位學生均安全撤離了遵義，輾轉投奔抗日根據地，其中四位成為新四軍的戰士。

(來源:人民政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