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木民間借貸風波談起

　　近來，先后推行12年全民免費教育、全民免費醫療、城鄉統籌養老保險等“十大民生工程”、令國人矚目和艷羨的神木縣，正受到民間借貸風波襲擾，給民營經濟發展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也成了前不久“神木群體事件”的直接誘因。筆者認為，社會各界都應從神木民間借貸風波中汲取教訓，並進行深層反思，以便研究和推出系統金融風險防范機制，避免更多類似神木民間借貸風波再發生。

　　從神木民間借貸風波構成要素看，除了民間借貸法律規范空白之外，與民眾參與民間借貸的盲目性、自發性存在內在聯系。一是民間借貸瘋狂發展，參與者眾多，據統計，神木民間借貸總額在200億元以上，先后冒出100多家小額貸款公司、擔保機構、投資公司、典當行和上千家民間“地下錢庄”，縣城50％以上家庭、70％以上的農村人口、甚至企業職工和流動人口都參與其中。二是神木民間借貸被形象地喻為“信天游”，極不規范，風險隱患大。借貸手續簡單到“打個白條、摁個手印”即可﹔甚至沒有白條，依靠記憶“做賬”﹔且利率較高，有月利率高達3分、4分乃至5分。可見，神木民間借貸風波告訴我們:應通過各種媒介加大社會金融宣傳，普及社會金融知識，增強民眾金融風險防范意識，消除民間借貸沖動﹔加快民間借貸活動引導和民間金融立法進程，盡快實現民間借貸規范化、陽光化，確保民間借貸始終在健康軌道上運行。

　　從神木縣借貸風波監管方式看，除了民間借貸隱蔽性、地下性之外，與金融監管缺位、監管力量軟弱存在必然聯系。神木民間借貸能夠“野蠻生長”，是由金融監管體制缺陷造成的:一方面，民間借貸准入門檻沒把住，有政府批的，有銀監當局批的，也有自發成立的，造成監管標准混亂、監管精力分散，無法形成監管合力﹔甚至對民間自由借貸處於監管盲區，無法掌握真實情況。另一方面，縣級金融活動處於監管末端，不少縣區缺乏監管機構，監管實質處於放任自流狀態﹔即使像神木縣政府設有縣級金融行業管理辦公室，但人員多為臨時抽調，受各種因素制約，難以真正履行監管之責。可見，神木借貸風波再次警示我們:嚴把民間借貸准入關口，消除多頭審批和監管方式，整合監管機構職能﹔充實、加強縣級監管力量，銀監當局應將機構設立延伸到縣，增強縣級監管實力﹔政府部門應設立專門金融監管部門，將臨時機構改為常設機構，增強對民間借貸監管的協同性和有效性。

　　從神木縣借貸風波的金融動力看，除了民營企業自身管理存在不足造成貸款難之外，銀行對中小微民營企業信貸歧視及信貸投放不足難辭其咎。與溫州民間借貸不同，神木民間借貸資金80％以上流入了民營實體經濟，神木規模以上的民營企業240戶，規模以下中小企業幾千戶，這些佔據神木GDP產出半壁江山的民營企業，幾乎無法從國有銀行獲得貸款，70％以上貸款靠從當地農村商業銀行獲取100萬元以下的小額貸款解決，因而民間借貸是神木民營企業融資主渠道。如果神木民營企業能從銀行正常拿到貸款，民間借貸空間自然縮小，借貸風波很可能得以避免。可見，神木民間借貸風波從側面暴露了銀行信貸服務不足:各國有銀行應增強社會責任感，切實轉變信貸觀念，認真履行扶持中小微民營企業發展職責﹔大膽創新中小微企業信貸服務模式，減少信貸中間環節，降低貸款成本，提高信貸可得性﹔同時在民營企業遭遇資金困擾時，不能盲目抽貸、壓貸，為民營企業發展創造寬鬆信貸環境，遏制民間借貸社會渴求。

(來源:人民政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