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筆下的朱德將軍：愛跳舞卻不擅跳舞的親切老大爺

　　當人們走進八寶山公墓，可以在陵園西側見到一塊大理石墓碑。碑上鐫刻的，是朱德親筆書寫的題詞:“中國人民之友 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在史沫特萊晚年，完成朱德的傳記一直是她最后的願望……

　　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系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曾任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衛隊長，美國駐華武官。抗日戰爭時期他第一個深入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跋涉2000英裡，獲得許多第一手資料。在這個過程中他曾見証過史沫特萊對朱德將軍的採訪……

　　1937年1月，作家兼記者的史沫特萊，帶著自己採訪和寫作朱德將軍的計劃，來到了古城延安。在史沫特萊最初的想象裡，她將見到的朱德將軍，一定是個“堅強英勇、脾氣暴躁的人物，其滔滔不絕的論斷，幾乎可以使森林燃燒的鋼鐵般的革命者。”

　　但是，當她見到這位聲名遠播的將軍時:“看起來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為他身穿制服的話，很容易把他當作中國哪個村子裡的農民老大爺……”

　　從這一切看去，朱德似乎真如一些對他懷有好感的人的評價:單純、親切、平易近人。但聯想到他傳奇般的經歷，史沫特萊對眼前的這位將軍，還是以自己對生活的體驗認為:單純，這個字眼也許需要稍加保留才顯得真實。因為朱德看他們的眼睛，注意力非常集中，深邃而富有觀察力。與許多中國人的黑色眼珠不同，朱德有一點淡褐色。大大的一對，閃爍著智慧和判斷力。史沫特萊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細膩想象:這樣一位有著多年苦痛經歷的革命指導者，既然能夠生存下來，就不可能非常單純。

　　史沫特萊以記者的方式，提出了許多朱德個人經歷的問題，朱德簡潔卻真誠地作了回答。他還做了一些糾正。例如自己出身是在一個佃農家庭，而不是一些人傳說的富有的地主家庭。但是，當史沫特萊站在局外人立場，輕鬆地提起報紙上稱朱德為“土匪”的說法時，她以為朱德會像自己一樣，不置可否或一笑了之。可這位將軍卻不僅沒有笑，反而突然默默垂下了頭，眼睛望著地面，面孔猶如悲劇人物那樣，流露出深沉甚至悲戚的表情。雖然這只是一瞬間，但朱德回答的音調卻高亢起來:

　　“土匪問題是個階級問題。”

　　從朱德回答問題的過程中，史沫特萊感受到他內心的豐富，當朱德問她打算在延安做些什麼事時，史沫特萊立即回答:“我希望你把一生全部經歷講給我聽！”

　　朱德感到有些突然:“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一個農民。中國人十個有八個是農民。而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人向全世界談到自己的經歷。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訴我，也就是中國農民第一次開口了。”

　　朱德告訴史沫特萊，自己的生平只是中國農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分，並勸告她先到各處走走，與其他人見見面后再做決定。史沫特萊聽從了他的建議，到延安等地陸續見到了更多各類人物﹔甚至，許多人的經歷比朱德還富有戲劇性……但是，史沫特萊清楚地意識到一點:中國農民並不充滿戲劇性。1937年3月左右，這項寫作計劃開始實施。

　　當然，這項工作並不容易進行，因為盡管朱德將軍有著極豐富曲折的經歷，但是，當時中國的多數家庭文化水平十分低下，參加革命后，朱德長期不斷遷徙，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可供查詢的材料。在沒有信件、日記、文件參考的情況下，朱德甚至無法對一些重要事件提供較為准確的時間……盡管如此，工作仍在緩慢進行。每個星期，他們便抽出兩到三個晚上，進行交談。一般由史沫特萊提問，朱德回答。有時由著朱德展開思路，盡量發揮﹔有時遇見朱德談得不夠翔實，或並不大樂意深入下去的話題，史沫特萊也運用自己記者的直接方式和追根溯源的不懈精神，“逼”朱德詳細講出來或延伸下去……他們當時交談的場面，也是頗有特色的。雖然史沫特萊在中國已經待了數年，但中文並不通暢，所以身邊有一位中文教師兼秘書和翻譯。

　　當然，僅僅通過交談，對於了解一個人，是遠遠不夠的。因此在其他時間，史沫特萊也在直接間接地關注著朱德。

　　例如，史沫特萊與朋友在院子裡晒太陽、喝茶時，朱德也會在工作間隙走出來，與他們一起講故事、唱歌、嗑花生……用朱德的常用語，是“吹一吹”，“擺一擺”。

　　再有些空閑時間，人數多，氣氛熱烈，史沫特萊便把大家排成一隊，教他們跳自己家鄉的一種弗吉尼亞土風舞。朱德對此興趣極高。用史沫特萊的話:“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朱將軍參加，他和舞伴們旋舞起來，而且按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剛參加閱兵式的新兵一樣，踢得塵土飛揚。”

　　不僅學土風舞，朱德還要學西方式的交際舞，並且孜孜不倦。在史沫特萊眼裡，朱德雖然很喜歡跳，但他的舞跳得並不出色，沒有賀龍將軍那與生俱來的跳舞家的才華。

　　為了多接觸朱德，史沫特萊還常常到紅軍大學——抗日軍政大學，去聽他的演講。講演完畢后，朱德還常常與青年干部戰士一起打籃球。在球場上，朱德卻並沒有在戰場上那般自如。下場后，他常常對史沫特萊搖頭感嘆，說這些戰士嫌他球技差，組隊時都不願意要他參加。這反映出當時共產黨軍隊官兵打成一片的和諧氛圍。

　　但是，這樣對朱德的近距離觀察和採訪，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幾個月后，朱德擔任了八路軍總指揮職務，率軍東渡黃河，向山西前線挺進。此時，對朱德的生平紀錄，也就是《偉大的道路》的材料搜集，隻完成了一半左右。因為戰爭，這次有重要意義的訪問，終於被阻斷。

　　史沫特萊還曾到過朱德的指揮部，並在這裡與朱德發生了一次“爭執”。

　　那是1937年的冬天。史沫特萊的友人卡爾遜，獲准可以上五台山抗日前線。史沫特萊知道此消息后，在吃飯時便向朱德要求，希望能准予自己同去。朱德和政治部主任任弼時都不同意。他們提出了種種理由。譬如說凡是上前線的人，都要有打仗的准備。

　　“我也能打仗，我是在西部(美國)長大的。”

　　史沫特萊自豪地說。

　　“可你是一個婦女。”朱德和任弼時幾乎同時這樣表示。

　　這句話激起了史沫特萊的強烈不滿。她一生都是一個積極的女權主義者。所以一下子發起火來:

　　“我並不是因為想要當婦女才成為婦女的。”接下來，她拋出一句辛辣的諷刺話來:

　　“是上帝把我造成這個樣子的！”

　　據在場的卡爾遜記述，這句話引起了朱德、任弼時的哄堂大笑。因為她提到了上帝，而這些將領們，都是堅定的無神論者。

　　盡管如此，史沫特萊還是親眼看到了朱德在戰場上的活動情景。這樣的觀察，仍然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因為各種原因，史沫特萊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真正開始寫作，已到了距最初採訪8年之后的1945年。

(來源:人民政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