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不曾著書的梅光迪：“胡梅之爭”永載史冊

　　梅光迪是誰？一般人可能不太清楚。但說起梅光迪曾經交往過的胡適、吳宓、陳寅恪、湯用彤、竺可楨等人，公眾並不陌生。梅光迪生前不曾著書，因此知道他的人不多。現在《梅光迪文存》出版了，世人終於可以走進這個“失敗了的英雄”的思想世界……本文是梅杰先生在《文學史上的失蹤者》對他的記述。

　　宣統二年出版的《宛陵宦林梅氏宗譜》中，對梅光迪有如下介紹:復旦公學畢業生，原名昌運，字子開，號覲庄。這本家譜中還收錄了梅光迪六篇文言文:《?有翁六十壽序》、《正和翁七十壽序》、《雙谿老人七十壽序》、《楚白先生傳》、《香署先生傳》、《岩山先生墓表》，當時梅光迪年僅十八九歲。可見，少年時代的梅光迪，就已經在族人中享有很高的聲譽。

　　在一些地方史料中，還有關於梅光迪12歲中秀才的記載，因此被當時人稱“目為神童”。說梅光迪是神童，可能不錯，但說梅光迪12歲中秀才可能不確。否則，宣統二年的《宛陵宦林梅氏宗譜》應有記載。總之，梅光迪少時確實早慧，從他的六篇文言文，以及《序與胡適交往誼的由來》等文可以看出來。

　　胡梅之爭

　　1909年，梅光迪與胡適相識，二人時年19歲。留學期間，二人相互砥礪，彼此佩服各自的學問、品德。同時，二人也經常為了真理發生“口角”，但都是為了雙方的友誼。直至1915年秋，二人關於“文言與白話”終於爆發了一場常人難以理解的爭論，並持續多年。

　　1915年8月26日，康奈爾大學留美中國學生會成立了“文學科學研究部”，胡適被選為文學股委員。為了准備年會的討論，胡適與趙元任分別寫了有關論文。胡適論文的題目是《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胡適說: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話是活的文字﹔文言文是死的語言，白話文才是活的語言。由於認定白話文是活的語言，胡適稍后就進一步提出要用白話來寫詩。接著，胡適又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同年9月17日，胡適作白話詩《送梅覲庄往哈佛大學》:“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

　　到1916年初，胡適又與梅光迪圍繞“要須作詩如作文”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梅光迪致函胡適:對於“詩國革命始於‘作詩如作文’”，“頗不以為然”，因為“詩文截然兩途”。任叔永的信也竭力反對胡適的意見，認為胡適這一主張僅是強調“以‘文之文字’入詩”。對此，胡適於7月22日又寫了一首打油詩答梅光迪，而且全詩皆用白話寫成:“老梅牢騷發了，老胡呵呵大笑。且請平心靜氣，這是什麼論調！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梅光迪讀罷，又來信諷刺說:“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之命者！”任叔永也站在梅光迪一邊，致信胡適說:“足下此次試驗之結果，乃完全失敗﹔蓋足下所作，白話則誠白話矣，韻則有韻矣，然卻不可謂之詩。”梅、任認為白話文可以寫小說，但不可作詩。胡適卻不服氣，他致函任叔永說:“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而在吾輩實地試驗。”胡適還聲明:“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詩詞”，而決意“練習白話韻文”，“新辟一文學殖民地”。事實上也是這樣，從當年8月起，胡適中斷了與梅光迪等人之間的爭論，正式開始白話詩的寫作。到8月23日，胡適就寫下了著名的白話詩《蝴蝶》。

　　胡梅之爭的影響十分巨大，可以說是新文學運動的前奏。

　　學衡派與新青年派的對壘

　　胡適於1917年歸國，倡導文學革命，在國內引起極大的反響。時在美國的梅光迪早已按捺不住，終於在1919年10月回國。不久，梅光迪倡議舉辦《學衡》雜志社，並拉吳宓、湯用彤加盟，這時“胡梅之爭”升級為學衡派與新青年派的對壘，成為永載新文化運動史冊的重大事件。

　　回國之初，梅光迪在南京高師暑期學校上，大罵提倡新文化者。這一時期，他留下兩本生前未曾出版的講義，一為《文學概論講義》，一為《近世歐美文學趨勢講義》。根據《文學概論講義》筆記記載，梅光迪認為“近人”(指李大釗、周作人等)提倡平民主義，反對知識階級，“此殊大誤”，“白話詩文降格以求，實不明文學真義”。針對胡適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梅光迪則說“一二年來，由少數人之提倡曰有新文學之產出，於是舊文學大為之震撼，至‘新文學家’詬舊文學為死文學，為謬種流傳，則多屬無稽之談。”

　　章衣萍在《胡適先生給我的印象》中回憶了梅光迪講課的情形:“那年的夏天，東南大學辦了一個暑期學校，請了胡適到南京演講……他那時講的是‘白話文法’與‘中國哲學史’。那時梅光迪也在暑期學校講‘文學概論’。他在課堂上大罵胡適。記得有一次，梅光迪請了胡先?，到課堂上講了一個鐘點宋詩，胡先?也借端把胡適大罵。但那時的學生，信仰胡適的，究竟比信仰梅光迪的人多。梅光迪的崇論宏議，似乎沒有幾個人去聽。高語罕那時也是暑期學校的學生，就在課堂上同梅光迪吵過嘴。”

　　或許，胡適代表了當時的那個時代，因此“那時的學生，信仰胡適的，究竟比信仰梅光迪的人多。梅光迪的崇論宏議，似乎沒有幾個人去聽。”在這種情景下，梅光迪有一種“失敗了的英雄”的味道。但時間是公平的，在歷史的天平上，梅光迪與胡適有著相同的分量。在新近出版的《梅光迪文存》中，樂黛雲作序稱:“激進派、自由派、保守派共同構成了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化啟蒙，把文化保守主義置於文化啟蒙運動之外，甚至把他們作為對立面而加以抹殺，這是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來源:人民政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