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寧邊區的“馬青天”：
為民辦案自創“馬錫五審判方式”

　　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馬錫五”在邊區司法工作中是個很響亮的名字。馬錫五從1943年起從事司法工作，任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隴東分庭庭長期間，長期保持密切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優良傳統，受到黨和人民的高度稱贊。他創造的“馬錫五審判方式”，是對我國司法工作的寶貴貢獻。

　　1944年3月13日，延安《解放日報》以“馬錫五同志的審判方式”為題發表評論，介紹了馬錫五審判的3個案例。馬錫五到華池縣檢查工作的時候，突然遇見一個女青年攔路告狀。這個女青年叫封捧兒，由父母包辦與張金才之子張柏訂婚，到1942年封捧兒長大成人，願意和張柏結成夫妻。但她的父親封彥貴為了從女兒身上多撈“彩禮”便與張家退了親，准備將封捧兒賣給財主朱壽昌。張家知道后，糾集了親友二十多人，深夜從封家將封捧兒搶回與張柏成婚。封彥貴告到司法處，司法人員未經周密調查，以“搶親罪”判處張柏與捧兒婚姻無效，張金才被判刑六個月，草草結了案。張家不服，封捧兒也不服，便攔路告了狀。馬錫五掌握了基本案情后，又了解了封捧兒的態度，封捧兒表示“死也要與張柏結婚”。馬錫五又廣泛聽取了群眾意見后，召開群眾性公開審判大會，作出如下判決:一、張柏與封捧兒的婚姻，根據婚姻自主的原則，准予有效。二、張金才深夜聚眾搶親有礙社會治安，判處短期徒刑﹔對其他附和者給予嚴厲批評。三、封彥貴以女兒為財物，反復出售，違犯婚姻法令，判處勞役，以示警誡。這樣的判決，合情合理，群眾聽后十分稱贊，勝訴者封捧兒和張柏更是皆大歡喜。馬錫五對“封捧兒婚姻案”的公正審理，不僅使一對反對封建婚姻制度，爭取婚姻自主的青年心願得以實現，也使群眾在參與案件審理充分發表意見的同時，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自覺遵守邊區婚姻條例的意識，有力地打擊了買賣婚姻的陋習。后來邊區文藝工作者以此事為素材，編寫了鼓詞《劉巧兒團圓》和劇本《劉巧兒告狀》，以后又改編成評劇《劉巧兒》。

　　1946年夏天，八路軍某部採購人員周定邦從延安出發，去南泥灣，途中經過一片森林，遇到一個騎騾人。他見那人，“遂生歹意，將騎騾人殺死”。案發后，經過偵查，周定邦被捕、歸案。延安司法處審理時，他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此案上報邊區高等法院復核時，馬錫五發現，雖然周定邦供認不諱，但証據不足，認為“僅憑被告口供不足以定案”。於是，他帶領同事們實地勘查，多次到犯罪現場，尋找尸體埋藏的地點，“終於從一棵樹底下挖出了騎騾人的尸體”。大家都目睹了馬錫五透明公開的辦案過程，佩服他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和公正的審判。

　　抗日戰爭時期的一個秋天，馬錫五從機關辦的農場返回時，碰到了蘇發雲。他來自陝甘寧邊區隴東專區下屬的一個縣，因為家中有人被縣司法處誤判了，找馬錫五來申冤。他說:“當時我們三兄弟都不在一起，怎麼會殺人？我們實在是冤枉啊！”秋收結束以后，馬錫五將此案案卷全部調上來，親自審閱，發現三人口供對不到一起，疑點很多。經過仔細調查研究，這三兄弟殺人作案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可是，真正的凶手又是誰呢？再經過深入調查，終於找到凶手杜老五，案情也水落石出。於是，在區政府召開了群眾大會，宣布蘇發雲兄弟三人無罪釋放，同時處決了謀財害命的凶犯杜老五。這幾起在邊區頗有影響案件的正確處理，讓邊區群眾認識了為人民辦好事的“馬青天”，邊區到處傳頌著馬專員深入群眾，公平斷案的佳話。

　　馬錫五被陝甘寧邊區根據地居民稱贊為“馬青天”，他的審判方式也受到革命根據地人民群眾的歡迎，他跋山涉水，深入田間、村庄調查研究，最后進行調解或者判決。這在訴訟資源不足、地廣路遙的廣大農村地區特別具有優越性。在審理過程中，他深入群眾，實地了解情況，進行調查研究，弄清案情，在群眾參與的情況下，進行審判，滿足了人民群眾透明公開的需要，這種透明公開也為審判結果的公正打下了基礎。馬錫五通過自己的審判方式，為根據地人民帶來了公平正義的訴訟，與廣大群眾建立了深厚情誼，他的審判方式成為邊區司法工作的一面旗幟。

　　追根溯源，1899年1月，馬錫五出生於陝西省保安縣(今志丹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30年跟隨劉志丹參加創建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斗爭，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陝甘省糧食部部長、國民經濟部部長、陝甘省蘇維埃主席等職。抗日戰爭時期，先后擔任陝甘寧邊區慶環專區和隴東專區專員。這位深深扎根於群眾之中的革命者在工作中緊密聯系群眾，依靠群眾，嚴格執行黨的政策，出色地完成各項工作任務。1939年，環縣發生土匪武裝叛亂事件，平叛以后，時任慶環專區專員的馬錫五奉命前去處理善后工作。他深入群眾廣泛調查，發現被俘人員中多數是被叛匪裹脅的農民。他根據實事求是的原則，按照黨的政策，嚴懲了匪首和罪惡嚴重的叛亂分子，教育釋放了大批被裹脅的農民，鼓勵他們回家生產和生活，並通知當地政府不要歧視這些人。這樣按政策有區別的處理，在當地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擁護，對安定秩序、恢復生產產生了積極作用。后來在邊區政府召開的專員、縣長聯席會上，毛主席專門接見了馬錫五，稱贊他善於從實際出發、正確執行黨的政策。1942年2月3日，毛主席又為馬錫五親筆題詞:“一刻也不要離開群眾。”馬錫五牢記並努力實踐著這個教導，把他的后半生獻給了人民的司法工作。

　　1943年3月，馬錫五擔任隴東專區專員時，根據邊區政府的決定，兼任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隴東分庭庭長，從此開始做司法工作。1946年4月，在邊區參議會上，馬錫五被選為邊區高等法院院長，擔任此職一直到1949年。在這段時間裡，他經常下鄉親自審判了許多刑、民事案件，從中糾正了一些錯案，妥善處理了一些纏訟多年的疑難案件，使違法者受到制裁，有罪者受到懲罰，無辜者獲得釋放，人民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因而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百姓都親切地稱他為“馬青天”。

　　馬錫五審判刑事案件，重証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務求核實証據、查清事實，証據不扎實、事實不清楚，決不下判。他審判民事案件，總是深入群眾調查研究，既堅持原則、堅決執行邊區政府的政策法令，又照顧群眾的生活習慣和善良風俗，既主持審判，又善於通過群眾中有威望的人士對雙方當事人進行解釋說服工作，把審判與調解結合起來。審判的結果都能做到:是非分明，說理充分，符合政策法令，合乎人情事理，當事人口服心服，群眾也受到生動而實際的教育。他的訴訟手續簡易便民，不論早晨、晚上，田間、炕頭，隨時隨地接待群眾，審理案件。

　　1944年1月6日，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邊區政府一年工作總結》中“關於司法工作”一節裡提出:“提倡馬錫五審判方式，以便教育群眾。”同年3月13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評論，總結了馬錫五審判方式的三個特點:深入調查、合理調解、手續簡便，指出這種審判方式貫徹了充分的群眾觀點，是真正民間的、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時任邊區參議會副參議長的謝覺哉在1944年6月起草的《邊區政府關於普及調解、總結判例、清理監所的指示信》中也指出:“馬錫五同志的審判方式，是與調解結合的。這是一個大原則，為群眾又倚靠群眾的大原則。”從此，馬錫五審判方式首先在陝甘寧邊區得到普遍推廣，以后其他解放區也逐步加以學習借鑒，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比如，各地司法機關處理民事案件和輕微刑事案件，以調解方式結案的比例大為增加，這對於增強人民內部團結、促進生產發展，起到了良好作用。各地還涌現出一批推行馬錫五審判方式取得好成績的優秀審判員。

　　馬錫五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革命根據地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沖破舊司法制度陳規陋習的束縛，把黨的實事求是精神和群眾路線運用到審判工作中，創造了一個嶄新的依靠人民、便利人民、深受人民喜愛的審判方式，它對於解放區人民司法制度的建立與發展，確曾發揮過歷史性的積極作用，對於新中國的司法制度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來源:人民政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