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不出來的胡適先生：文學觀的尖銳沖突

　　胡適自謂平生遵循“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原則，在文史哲等多個領域內“放手做去”，最終成就了自己的“名山事業”。近年來有關胡適的書籍出版甚多，諸如“胡魯”之爭等則成為讀書界爭論的焦點話題，讓人不得不感嘆“天道輪回”﹔於此亦可見時代風潮之一斑。暫放下這些不談，單看胡適與文學創作的關系，也是頗有趣的事。胡適與文學的關系深厚，從早年的《文學改良芻議》到《嘗試集》的創作，再到《白話文學史》的寫作及對多種古典文學版本的考証等均是証明。和在其他多個領域的半途而廢一樣，胡適在文學創作方面，也常常是“寫不出來”。

　　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胡適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寫道:“與啟明、豫才談翻譯問題。豫才深感現在創作文學的人太少，勸我多作文學。我沒有文學的野心，隻有偶然的文學沖動。我這幾年太忙了，往往把許多文學的沖動錯過了，很是可惜。將來必要在這方面努一點力，不要把自己的事業丟了來替人家做不相干的事。”魯迅的勸告，是基於當時白話文文學創作“低迷”的狀況而發的，應該說是有道理的。胡適聽了魯迅的勸告，盡管說自己“沒有文學的野心”，仍不免有所自責。“太忙”的說法，除了說明無暇創作外，也是胡適解釋自己為何隻寫半部書(《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等均隻有上部)時的理由。而到了一九五七年，胡適在寫給陳之藩的信中說:“在四十年前，我還妄想我可以兼做科學的歷史考據與文學的創作。但我久已不作此夢想了。”揣摩文意，可知當年的胡適還是有“文學的野心”的﹔正因為此，胡適才會頗有感慨地說:“我久已不作此夢想了。”到晚年時，胡適似乎更加“寫不出來”了。梁實秋在《懷念胡適先生》中引用了胡適在一九六○年一月四日答復《南港，午夜不能成寐，有懷胡適之先生》一詩作者康華的信，信中有這樣的表述:“我原想作一首詩答‘康華’先生，等詩成了，再寫信﹔可惜我多年不作詩了，至今還沒有寫成，所以先寫信道謝。詩若寫成，一定先寄給老兄。”可見對此時的胡適而言，創作是多麼難的事！

　　胡適在文學創作上的“寫不出來”，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他的生命氣質、性格及典型學者式的生活方式等，均對其創作心理有影響。而他畢生所信仰的“科學”，也不免與文學創作所需要的心理基礎“格格不入”。原載一九一九年四月《新青年》六卷三號，后收入上海亞東圖書館版《胡適文存》卷二的《實驗主義·引論》一文，介紹了自皮爾士以來“實驗主義”(今多譯為“實用主義”)各家的主要觀點，也可看出胡適的思想資源主要來自實用主義一派(杜威哲學)，其所謂的科學，主要是指十九世紀以來、二十世紀以前的自然科學。實用主義的哲學觀，對胡適而言，可謂深入骨髓。這不僅體現在他的歷史考據中，也深刻地影響了他的文學觀﹔再加上文學“啟蒙”(社會化、大眾化)的自覺追求，更是把文學逼到了一條狹窄的小路上。胡頌平編著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一書記載了胡適的一段論詩的話，可以說代表了胡適一貫的“文學觀”。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六日，胡適對來訪的“台大僑生代表六人”說:“你們做的詩如果不預備給別人看的，你做好了就燒了，那就隨便怎麼做都可以﹔如果要給別人看，那麼一定要叫別人看得懂才對。從前有兩句罵人的話:‘但要放屁，何必刻板’，是對那些文章不高明的人說的，譏笑他們不要刻板，實在是有意思的。你們寫的所謂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詩，隻管自己寫，不管人家懂不懂。大部分的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詩或畫，都是自欺欺人的東西。你們的詩，我胡適之看不懂，那麼給誰看得懂？我的《嘗試集》，當年是大膽的嘗試，看看能否把我的思想用詩來表達出來﹔如果朋友都看不懂，那成什麼詩？白居易的詩，老太婆都能聽得懂﹔西洋詩人也都如此，總要使現代人都能懂，大眾化。律詩，用典的文章，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沒有文學的價值。我的主張，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寫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作美，如果不明白清楚，就沒有力量，也就沒有‘美’了。”

　　我們可以看到，胡適的文學觀看似融洽，實際在其內部有尖銳的沖突:“美”與“大眾化”之間的不可調和性(不是所有的美都是“明白清楚”的)。從胡適的身上，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一個小教訓:沒有經過強大的內心力量“消化”過的“現實”，不僅不能促進創作，有時可能還會使創作心理受到傷害，以致最終失掉創作力。

(來源:人民政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