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反對泰戈爾訪華：勸其隻需作詩莫談天下事

　　泰戈爾1924年訪華，在知識界中引起不同凡響，熱烈支持者有之﹔冷眼相向者有之﹔激烈反對者有之……在激烈反對者中，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特別著力。他不僅發表文章多，而且有理論分析，有激烈言詞，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這裡，我們試著從當時情況及這些文字入手，看看當年陳獨秀如何以及為何激烈反對這位印度詩人的。

　　1924年4月，印度大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應梁啟超之邀，訪問中國。訪華期間，泰戈爾到過上海、杭州、北京、太原等地，並多次發表演講，可以說極一時之盛。

　　據隨同泰戈爾走了許多地方，並充當翻譯的詩人徐志摩記述，泰戈爾是1924年4月12日乘船在上海登陸的。隨后便在杭州、上海等地發表了一系列的演講。這些演講，也正是陳獨秀批評的靶心。

　　訪華之始:激烈反對

　　出版於1924年4月18日的《中國青年》雜志第27期上，陳獨秀以“實庵”筆名發表了《太戈爾與東方文化》一文(“太戈爾”為當時譯名，為存真，以下引文均同此)。針對泰戈爾與中國新聞社記者的談話，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先引述泰戈爾談話的大略:“太戈爾一到中國，開口便說:‘余此次來華……大旨在提倡東洋思想亞細亞固有文化之復活……亞洲一部分青年，有抹煞亞洲古來之文明，而追隨於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實大誤……泰西文化單趨於物質，而於心靈一方面缺陷殊多，此觀於西洋文化在歐戰而破產一事，已甚明顯﹔彼輩自夸為文化淵藪，而日益以相殺反目為事……導人類於殘破之局面，而非賦與人類平和永遠之光明者，反之東洋文明則最為健全。’”

　　此處陳獨秀引述的話，可以說大致涵蓋了泰戈爾此一時期的基本思想。中國的“五四運動”剛剛過去幾年，對西方各種新的思潮正張開雙手，表示熱烈地接受，以期通過此改造中國古舊的文化。當此之時，泰戈爾發表這樣的講話，無論在今天看來有多少合理成分，但在當時，遭到人們，尤其遭到熱烈宣揚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以期喚醒中國民眾的陳獨秀的反對，似乎又很正常。

　　針對上述泰戈爾思想，陳獨秀以三點予以駁斥:“(一)尊君抑民，尊男抑女，人人都承認這是東洋固有的思想文化，並且現在還流行著支配社會，尤其是在中國，有無數軍閥官僚和聖人之徒做他的擁護者，他並沒有死，用不著太戈爾來提倡他復活……(二)知足常樂能忍自安，這也是東洋獨特的思想。在太戈爾的意中以為正因為東洋有這種高妙思想，所以勝過西洋不知足而競爭，不能忍而不安的社會。殊不知東方民族正因富於退讓不爭知足能忍的和平思想——奴隸的和平思想，所以印度、馬來人還過的是一手拭糞一手啖飯的生活，中國人生活在兵匪交迫中，而知足常樂﹔所以全亞洲民族久受英、美、荷、法之壓制而能忍自安。(三)輕物質而重心靈，太戈爾也以為是東洋文化的特色，其實中國此時物質文明的程度簡直等於零……太戈爾如再要加緊提倡，隻有廢去很少的輪船鐵路，大家仍舊乘坐獨木舟與一輪車﹔隻有廢去幾處小規模的機器印刷所，改用木板或竹簡。”

　　訪華期間:不遺余力

　　在泰戈爾訪華期間，陳獨秀對他的批判可謂不遺余力。

　　例如當年4月23日發表的短文《象的民族》中，陳獨秀又掃了泰戈爾一筆:“太戈爾來華，有人發起驅象黨來反對他，拿象來比譬東方民族的性質，卻十分恰當。象之龐然自大而實際無能，象之龐然大物而俯首受象奴指揮，叩頭請安而不知恥，皮破血流而不知痛，動物中這樣龐大而麻木的沒有第二個。”同一天陳獨秀發表的另一篇文章《天下沒有不吃飯的聖人》中又諷刺說:“印度詩聖太戈爾倘沒有豐厚的家產和諾貝爾獎金，又如何能見天冥想三小時，到處吟風弄月，隻營求心靈生活而不顧慮物質生活？”

　　泰戈爾訪華，每到一處，便即興發表演講，由於演講內容常常在報紙上刊出，就給筆鋒犀利的陳獨秀以反駁的機會。在這些文章中，以發表在《民國日報·覺悟》上的《評太戈爾在杭州、上海的演說》最為全面深入。在這篇文章中，陳獨秀嚴厲批判了泰戈爾的兩個錯誤觀念，“第一個錯誤是誤解科學及物質文明本身的價值。”在引用了泰戈爾在上海、杭州的演說后，陳獨秀說:“太戈爾也知道科學可以使交通便利，他也知道既生人世不脫離社會﹔他更應該知道除交通以外，吾人所有的衣、食、住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物質文明之賜，隻有科學能夠增加物質文明。現在無限之惱悶，其最大原因有二:(一)是弱小民族物質文明不發達，遂造成民族間的侵略﹔(二)是少數人壟斷物質文明的思想，遂造成階級間的掠奪。這些侵略掠奪之無限惱悶，都非科學與物質文明本身的罪惡，而且隻有全世界普遍的發展科學與物質文明及全社會普遍的享受物質文明才能救濟，這乃真正是科學與物質文明在人生歷程中所處的地位……”“第二個錯誤是引導東方民族解放運動向錯誤的道路。”

　　陳獨秀認為，泰戈爾所說“人類要用愛來調和……”“在資本帝國主義未推倒以前，我們不知道太戈爾有何方法可以實現他‘用愛來調和人類’這個志願。沒有方法的一個空空的志願，本是無用的廢物……你若是大聲疾呼，對被人壓迫的階級被壓迫民族說:我們任他們掠奪任他們侵略，我們不必反抗不必殘殺他們，還要愛他們，讓他們佔據這物質的樂土，我們隻要恢復精神上的樂土便得了﹔這就是太戈爾先生要帶來中國赤裸裸的一顆良心嗎？”

　　陳獨秀批評的這兩個錯誤觀念，實際已牽涉社會改造方法、途徑等等問題，這在今天仍是可以深入探討研究的，以期有利於發展中國家定向、定位的重要問題。

　　訪華之后:意猶未盡

　　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反對泰戈爾活動，在當時泰戈爾也深深感到了。

　　1924年5月，泰戈爾離開中國去了日本。但是，陳獨秀似乎意猶未盡，在6月4日出版的《向導》68期中，又一氣發表《詩人卻不愛談詩》、《太戈爾與金錢主義》兩篇短文章。前一篇文章中，陳獨秀引用吳稚暉的話“太先生你做詩罷，管不了人家的家國，你莫談天下事”后，頗帶嘲諷地說:“可是太戈爾在中國始終未談過一次詩。”

　　在第二篇文章中，陳獨秀更挖苦地說:“難怪北京有人說他是一個政客，不是詩人。而且太戈爾他自己如果反對金錢主義，便應將他所受物質文明社會的造孽錢——諾貝爾賞金，散給無衣無食的印度人。”在該期《向導》的另一篇文章中，陳獨秀更尖銳地說:“大同主義，世界和平，廢戰，博愛，人類的努力本應該奔向此路，但有何方法使我們能夠開步向此路走，能夠除去橫梗此路之障礙物，乃是一個最緊要的問題。倘無此等方法，隻空喊這幾個名詞……在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口中喊出，則是何等昏聵無恥的話！是何等可怕的麻醉藥、催眠劑！”

　　聯系到同期的另兩篇文章看，這些話的針對性是一目了然的。

　　訪華時間:實不恰當

　　泰戈爾此次訪華，雖然宣傳與他一貫的主張沒有多少區別，這我們從他大量的詩文中可以看出，可要說起，他選擇的時間實在不恰當。

　　1924年，“五四”風暴正在中國大地蕩滌著一切陳腐的觀念，一切舊有的無論權威、經典、固有的神聖思想，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個時候，泰戈爾的宣講受到許多文化人的尖銳質問，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實就是陳獨秀自己，也有一個認識轉變過程。因為早在1915年，他就在第二期《新青年》雜志上發表過自己翻譯的泰戈爾詩歌《贊歌》，此時，起碼在詩歌領域，他還是認同泰戈爾價值的﹔可是1924年，社會思潮大變，古老的中國蘊含著巨大的希求解放、變革的力量，作為這股力量的“弄潮兒”陳獨秀，此時出來強烈反對泰戈爾的主張、思想，也就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來源:人民政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