曇花一現的《申報》（漢口版）

　　在抗日戰爭期間，當北平、上海、南京等一系列重要城市淪陷后，中國抗戰的中心，轉到了武漢。當時中國的著名報人們也撤退到了武漢，他們用自己手中的筆作為武器，為抗戰盡著自己的力量。在這個背景下《申報》(漢口版)誕生了。盡管這張報紙從發刊到停刊，隻有短短的七八個月，但它在戰時重鎮武漢的出現，順應了波瀾壯闊的抗戰形勢，為披露敵寇的罪行，鼓動宣傳抗日，激發全國民眾的抗日決心，發揮了它應有的作用。

　　(一)抗戰初期，在一系列重要城市相繼淪陷后，地處華中的武漢成為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重鎮。“抗擊暴日侵犯！”“保衛大武漢！”等口號標語在武漢三鎮街頭隨處可見。在國內外一直擁有很大影響、讀者很廣泛的《申報》經編委會開會研究，計劃在漢口出版。主持《申報》運營策劃的董事長史詠賡(報業巨子史量才之子)推薦由老成持重的馬超群出來主持《申報》漢口版的一切業務。

　　馬超群，資深報人，曾在《申報》參與高層運營策劃，后在《申報》南京分社任主任。《申報》名氣大，銷路穩定，所以他可以“無為而治”。如今創設“漢口版”可說頭緒繁雜，“人”“財”兩缺，就印刷機器而言，僅由上海運來兩部英國產的“平面密羅機”，勉強對付印報出版。他出面在漢口市區內租了一棟三層洋樓做辦公處所。另在璇官飯店后面(有名的“風化區”)找到印刷廠地址，為兩排舊式平房，佔地約250平方米。身邊人手單薄，令馬超群甚為焦慮。他心目中的編輯部核心人物為朱鏡心，此時已兼程到達漢口，未顧上休息便到辦事處報到，投入工作。朱鏡心與申報及馬家也有關系。擔任申報駐北平特派員多年的秦墨哂一直獨當一面，文筆犀利，在申報極有分量，朱鏡心就是秦的女婿。他在北平《益世報》任總編輯多年，具有豐富的辦報經驗。但他孤掌難鳴，得知曾在北平當過報紙編輯和記者的熟人趙效沂已從湘潭來到漢口，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便喜出望外，向馬超群進言，邀他來申報工作。馬立即同意，並表示可預付趙兩個月薪金，以助他解決后顧之憂。趙效沂來到編輯部后，自然推朱鏡心為首，但朱在北平時就了解趙效沂業務能力強，交際廣，熟人多，與文化界人士關系尤為熟悉，便要他負責全部編務，以利於約稿和聯絡。兩人再三謙辭未果后，於是商定共同負責業務，不分主次。主筆方面，由趙效沂出面約請在新聞界頗有名氣的陳博生和曾虛白每周每人各寫兩篇，其余三天由朱鏡心、趙效沂執筆。再加上請老報人陶百川每周寫一篇稿子，務求保証質量，以取信於讀者。馬超群對陳博生早就欽慕其名，佩服不止。即由趙效沂出面接洽，陳博生立即首肯。馬超群並在璇宮飯店擺了一桌豐盛的酒席，宴請陳博生與曾虛白，由朱鏡心、趙效沂出面作陪，賓主間頻頻舉杯，氣氛融洽。稿酬對陳博生、曾虛白兩位也定得很高，並講定文章見報后三天內即致稿酬，決不拖延，雙方都表示滿意。此外申報漢口版還吸收了金華亭、童煦庵等幾個新聞工作者參加採編、通訊發行等工作。

　　(二)當年，擁兵避戰的韓復?被捕后，交付設在武漢的戰時最高軍事法庭審判。這消息成為人們討論的焦點。在行刑前一天，陳博生通過他在軍法總執行監的熟人得到可靠消息，便趕寫了一篇精悍的社論，題為“韓復?應明正典刑”。翌日，韓復?被押赴刑場。馬超群大為振奮，逢人便說:“陳先生料事如神，說韓復?該槍決﹔報紙一出，韓果然死翹翹了。”

　　《申報》(漢口版)的第一版比較有看頭。曾虛白撰寫的社論與評論、雜感均很有水平，對日寇的侵略罪行與戰爭中的燒殺擄掠罪行懷有強烈的憤慨，直斥為“酋軍”、“酋兵”。曾氏還常繪出贛西北上高戰役、南昌戰役、湖口攻守戰、皖西大別山區爭奪戰等戰事的“敵我態勢略圖”，並注上我軍和日軍部隊番號、大致人數、武器裝備等用以說明，讓關心戰局的讀者們能一目了然。趙效沂則較喜歡引用路透社、合眾國際社、塔斯社等外國通訊社的有關中國戰局的新聞消息來加強自己文章的說服力。朱鏡心、金華亭等人撰寫的文稿同樣有自己的特色。他們主張既報道宣傳國民黨軍隊主力的御敵作戰情況，也報道在華北地區與日軍浴血奮戰的八路軍及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隊和江南江北新四軍及游擊隊的戰績。比之國民黨當局一手控制下的《中央日報》《掃蕩報》《正氣報》等報紙，《申報》(漢口版)還是較為進步的，體現出了申報“為民立言、為國家民族發展生存作貢獻”的方針和精神。

　　畢群是湖北谷城人，作為主要的外勤記者，他肯出力，能吃苦，每天拂曉就騎車外出採訪，由於外勤人手太少，採寫的新聞很有限，但畢群關於募籌抗戰基金、武漢三鎮百萬民眾捐款捐物活動，及宋慶齡、宋美齡姐妹去醫院看望慰問前方下來的傷病員等新聞報道稱得上圖文並茂，具有感染力。

　　《申報》(漢口版)自策劃到發刊，當事人似乎隻有保持“分號”的招牌，未積極謀求更大的發展。每天僅出四開一大張，也沒什麼副刊。總的看版面趣味性少了些，新聞容量有限。趙效沂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曾赴英留學，專攻新聞專業，文字功夫好，寫作或編稿都較為沉穩。他自《申報》(漢口版)開張，到1938年夏停刊，共工作了半年多。朱鏡心則在報紙停刊后又奉調去上海租界內的申報總社繼續工作。

　　馬超群對報紙採編內容一直未加干預。但他對同仁起居生活卻極為照顧。在市區辦事處，編輯人員也各設置了一張辦公桌，對外間寄來的信件，馬超群必定安放在各人桌上。他還在附近一家大飯店租一房間，供編務人員下午無事時前往流連，喝喝茶、打打牌、聽聽音樂唱片。后來有些親友也聞風而來，乃至武漢三鎮的同業人士也來參加，儼然將那個陳設有成套沙發和桌椅，有好茶飲又供應茶點的房間當作了休閑俱樂部。馬超群自己是從不來玩的，他只是出錢的東家，按月開出支票叫會計陳洪祺去結結賬。馬超群的“嗜好”為看戲、與老朋友海闊天空“窮聊”。

　　據趙效沂回憶，《申報》(漢口版)同仁間的和睦相處，也是他多年后極難忘記的。馬超群那時已快六十歲了，鬢發半白，常手持一支一尺長的旱煙杆，呼呼而吸，一面操上海話痛罵凶殘的日本鬼子外，兼罵西洋人，捶胸頓足曰:“這些‘綠眼睛’，不真心實意幫助中國打東洋小鬼子，良心壞透哉！”跑外勤的記者畢群滿口湖北話。迄今已事隔數十年了，趙效沂每一思及，猶如親聞其聲。

　　(三)1938年9月，即武漢撤守前，申報總部決定結束漢口版業務。馬超群給朱鏡心打了招呼，調他去上海申報工作，對畢群、趙效沂、金華亭等人發放一筆尚可觀的遣散金。趙效沂心中惦記臨時住在湘潭的妻兒，接過鈔票，卷起鋪蓋打道回府，過長沙水陸洲時，遇到老友張明煒(時任中央社長沙分社社長，1983年在台北去世)，他約趙到《中央日報》服務，並推薦趙擔任駐南岳(衡山)的特派記者。於是趙效沂就到了中央日報工作。

(來源:人民政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