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解放戰爭后期，民主黨派為啥願跟共產黨走【2】

第二，國民黨在抗日戰爭的大后方時，通貨膨脹已經高企。接收原日本佔領區后，通貨膨脹不但沒有得到抑制，反而愈加洶涌。根源就在於國民黨堅持內戰，而戰爭所需經費大部分依靠發行沒有硬通貨支持的紙幣維持，導致物價高漲﹔而物價高漲反過來又要求政府發行更多紙幣，促使物價進一步上漲，如此形成惡性循環。惡性通貨膨脹一方面造成政府財政出現嚴重赤字，1946年、1947年財政赤字就已經超過60%。不得已，1948年8月，國民黨試圖以金圓券代替法幣，厲行物價管制，制止通貨膨脹，但金圓券以更快的速度迅速貶值，最高面額在不到一年內從最初的100元上升到50萬元和100萬元。如此嚴重的財政赤字，使國民政府根本無暇顧及工商業，根本無力從事經濟建設。據統計，國民政府用於經濟建設的經費佔軍費支出的比例，最高為1946年，為0.5%﹔最低為1949年，為0.17%。而本身實力有限的私營工商業者在如此險惡的經濟形勢面前，根本無心投資於工業生產，隻有搞投機囤積。另一方面，惡性通貨膨脹導致普通百姓，甚至國民黨政府職員、教育人員、士兵的生活水平也急劇下降。某報曾刊登一則今天看來頗似笑話的故事，講通貨膨脹的嚴重后果： “上海有一文化機關，十五年前，得一位熱心家捐了銀元五十萬元，約定存入八家銀行，隻用息，不動本，規規矩矩地照辦。一會兒法幣政策實行了，合成法幣五十萬元。上海陷落了，法幣二兌偽幣一，合成偽幣二十五萬元。勝利了，偽幣二百兌法幣一，合成法幣一千二百五十元。金圓券頒行了，法幣三百萬兌金圓券一，合成金圓券四毫一絲﹔金圓二兌銀元一，合成銀元二毫零五息。十五年間，繞了一個大圈子，五十萬元幾乎等於零。”同時，為換取美國的支持和經濟援助，國民政府與美國政府簽訂了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等一系列條約或協定，開放國內市場，使美國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國，從而對中國稚嫩的民族工商業形成毀滅性的打擊。經濟崩潰對普通民眾的生活產生了致命的影響。對此，中間派的儲安平在當時曾直言抨擊國民黨，稱：“現政權的支持層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員、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現在這一批人，沒有對南京政權有好感。國民黨的霸道行為作風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惡痛絕﹔抗戰結束以來對公教人員刻薄待遇，使他們對現政權赤忱全失﹔政府官員沉溺於貪污作弊，他們進行種種刁難，使工商界人士怨氣沖天﹔因財政金融失策以及內戰不停而造成的物價暴漲，使城市市民怨聲載道。 ”

第三，中國共產黨宣傳民主，號召實行民主政治，在某種程度上吸引著民主黨派與無黨派人士。例如，1945年7月，黃炎培等6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訪問延安，毛澤東就問黃炎培有何感想，黃炎培答道：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聽了黃炎培的這番見解后，毛澤東對他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所以黃炎培從延安回來后就寫道：“延安五日中間所看到的，當然是距離我理想相當近的。 ”

第四，民主黨派支持中國共產黨建國，也是與以前的長期密切合作分不開的。例如，后來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回憶：政協會議期間，我方對第三方面，特別是民盟，做了許多工作，雙方合作得很好。民盟作為一個方面參加政協，是我黨提出來的。政協會前，國民黨唆使青年黨(原為民盟中的三黨三派之一)無理要求在民盟的九個代表名額中佔五名，給民盟制造困難，也是我黨提出方案即讓青年黨單獨作為一個方面參加政協佔五個名額，民盟佔九個名額不變，而由我黨減少兩名，國民黨減少一名，在總名額中增加兩名，使問題得以解決。以后在國府委員、國大代表名額分配問題上，我們也盡量照顧他們的利益。會議期間，我方同民盟曾有君子協定，即對重大問題事先交換意見，以便互相配合……對其他第三方面的人士，我方也做了許多工作，往往是白天開會，晚上再到特園(民盟發起人之一鮮英的公館，民主人士常在這裡聚會。 )碰頭，互相交換情況和意見。

正是因為受到以上這些因素的影響，所以，當馬上就要奪得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希望這些民主黨派參加新政權時，他們有什麼理由拒絕呢？

安排民主人士北上

中共中央在比較清楚地了解到民主黨派領導人的態度后，於1948年8月初，周恩來即致電香港方面，要求錢之光、潘漢年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參加籌備新政協。錢之光在重慶談判期間曾在周恩來領導下負責毛澤東的安全警衛、住宿飲食等工作，此時被周恩來派到香港，以“聯合行”的名義進行活動(“聯合行”隨后改名為華潤公司)。 9月，錢之光便租用蘇聯貨輪接送了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章伯鈞四人經朝鮮到達東北。

如此送過兩批后，聚集在香港的名流突然消失，不能不引起香港社會關注。而北伐戰爭時就官至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現任民革中央主席的李濟深自然成為萬人矚目的對象。為掩護李濟深北上，錢之光等在1948年12月26日夜，特意安排了一個盛大宴會。宴會結束，李濟深等人便來到維多利亞港登上幾條小艇，泛海賞月。以此為幌子，登上蘇聯貨輪。船到大連，因天氣寒冷，接待人員根據周恩來的囑咐，給他們送來了事先准備好的貉絨大衣、獺皮帽和皮靴。李濟深還被安排住進當時大連最豪華的關東酒店。

當然，並非僅僅對李濟深招待如此熱情，對其他民主黨派或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安排，規格也很高。

據統計，從1948年8月至1949年8月間，由香港分局安排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共20批約350人，其中有119人參加了政治協商會議。

（作者：擇棲，摘自：《黨史細節：中國共產黨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