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晚年宋慶齡：很孤獨，對舊東西特別有感情【3】

　　1947年3月，胡宗南進攻延安，馬海德全家依依不舍地撤離，當時，周幼馬和楊尚昆的兒子被分別裝在兩個草筐裡，放在一匹騾子上，由周蘇菲拉著。“1948年初，我們來到河北省平山縣的西柏坡。5月，毛澤東也到了那裡。父親在西柏坡繼續給人看病，還去英語培訓班教英文。”1949年2月，馬海德跟隨葉劍英到了北平，准備進城接管醫院和安置醫務人員。新中國成立后，馬海德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中，他協助組建了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為在中國消滅性病和在2000年全國爭取達到基本消滅麻風病作出了重要貢獻。1988年，78歲的馬海德在北京逝世。“父親生前最大的願望就是讓我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我一向自由散漫，直到父親去世，都沒能入黨。在父親的葬禮上，鄧穎超握著我的手說‘幼馬呀，你一定要成為像你父親一樣優秀的共產黨員’。后來，旁邊的媒體記者問我‘你是黨員嗎？’我說‘不是’。直到3年后的1991年，我才明白父親的心思，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父親曾說我不能成為一個好醫生，但可以搞攝影”。讓周幼馬感到欣慰的是，他按照父親的要求，成了一名合格的攝影師，並在宋慶齡晚年一直陪伴她整整十載，用相片記錄了宋慶齡的晚年。“大家都知道她是在1981年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的”，周幼馬后來看了很多材料和解密的蘇聯檔案，發現宋慶齡早在上海時，就已經是一個革命者了。1931年，宋慶齡回國給母親辦喪事的時候，就是為了解救一個被國民黨逮捕的共產國際的重要人物牛蘭，當時，蘇聯共產國際就吸收她加入了共產黨。她為了幫助在江西蘇區的紅軍，曾經讓我父親買很多的藥和醫藥器材想辦法送去﹔還有一些革命者從上海乘船去蘇聯開會，父親掩護、送他們走，使其順利到達蘇聯開會。有時候，宋慶齡打電話給父親說，你今天不要去門診，有一些朋友要在你那裡聚會，事實上是地下黨要在那裡開會。父親馬上就停止門診，把診所讓給他們。宋慶齡是我父親成為革命者的引路人，后來，周幼馬專門寫了《解密黨員宋慶齡》的文章紀念她。

　　宋慶齡晚年孤獨

　　周幼馬1971年起開始擔任宋慶齡的私人攝影師。宋慶齡病重期間，他是宋慶齡寓所內唯一的一名攝影師。1981年6月4日，他護送宋慶齡骨灰到上海，參加安葬儀式。“在我逝去的年華裡，最值得驕傲和自豪的日子是擔任宋慶齡的攝影師。作為她的攝影師，我真實記錄了她最后的重要時刻。”周幼馬說，他能感覺到宋慶齡晚年的孤獨，但也能看出她內心的平靜。宋慶齡晚年經常在樓上，很少下來，她有寫日記的習慣，但現在她的日記還沒有公開。“她非常注重穿著，衣服不多，都是一些以前留下的衣服、手包、帽子、圍巾等配飾，但她每次出門，都要自己精心搭配。節儉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感覺宋慶齡是念舊。她在國內沒什麼親人，所以對舊的東西特別有感情，她有一個煙盒，已經很破舊了，甚至要用橡皮筋才能固定上。我父親有一次去國外，專門給她捎來一個新的煙盒，但宋慶齡還是用原來的那個。”

　　周幼馬回憶，宋慶齡晚年很少出游，也不喜歡出門，特別是“文革”時期。有時候節假日，她會被政府安排參加一些公開活動，“但因為都是安排好的，這讓宋慶齡覺得很無趣。”有一次，宋慶齡饒有興致地打扮了一番，去香山游覽，“但她發現周圍的游客全都是‘假游客’，整個香山都戒嚴了，她覺得很沒意思，就說‘因為我一個人，大家都不能來玩，太沒意思了’”。周幼馬說，唯一讓宋慶齡高興的事情就是看電影。“宋慶齡樓上有一個放映機，可以放電影，有時候她會拿一些歐美的老電影來看，她特別高興的時候，會邀請許多朋友，我也會受邀。看完電影，她會請大家吃飯、聊天，雖然是很簡單的聚餐，但感覺她比平常健談。”

　　父親去世后，周幼馬變得成熟起來，他為了讓母親樂觀生活下去，成立了以父親名字命名的馬海德基金會，目的是為現在還在世的麻風病人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具體事情開始是媽媽掌管。因為她年齡大了，90多歲，不能跑路，不能去麻風病院慰問麻風病人，跑腿的活是我的。當年在中國，麻風病人被視為最可怕的，有些村落甚至將他們焚燒或者扔入深山。父親能在那樣的情況下，舍命走近他們，和他們親切交談，握手鼓勵，是很不易的。我想把父親的這一份事業做下去。”

　　80年前，馬海德遠涉重洋來到中國，而80年后的今天，他的家在中國已經有了四代人，人數達10個。馬海德雖然已經離大家遠去，但他的精神、意志和理想卻如同他的后人一般，在中國代代相傳，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