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許善達談中國稅改

　　稅收總是以冷冰冰的數字呈現，看上去深奧而枯燥，在許善達眼中，每一個數字背后都有生動的故事和人物，聽下來扣人心弦、發人深省。

　　盡管有各種各樣關於前蘇聯解體的分析文章，許善達告訴記者的卻是最直白的版本，“繼葉利欽宣布俄羅斯不再給蘇聯交錢后，蘇聯的財政部沒錢了，第二天，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解體，第三天，蘇聯的國旗從克裡姆林宮上空飄落。這就是前蘇聯最后幾天發生的故事。”

　　更令人震驚的是，中國也曾經游走在危險的邊緣。“從1987年開始的財政承包制和企業稅收承包制使得征稅權成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相當規模的中央收入被地方政府通過征稅權轉化成地方政府收入，成為中央政府財政收入佔財政總收入比重持續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許善達告訴記者，“1994年稅制改革和分稅制改革中，中國果斷廢止了實施幾十年和前蘇聯一樣的由地方政府控制征稅權的體制。世界各國的歷史經驗証明:一個國家承擔維持國家統一職責的中央政府必須掌握征稅權。”

　　選擇正確並不代表道路一帆風順。許善達還記得，他帶隊到當時承包制的典型首鋼集團談判是否採用發票抵扣的增值稅時，廠區大門的影壁牆鑲嵌了斗大的四個字“承包為本”。還沒等許善達從出台增值稅的熱情中降溫，虛開增值稅發票騙稅案就在全國范圍爆發，“那時壓力大得不得了，決策層甚至考慮過是否中國的社會文化、法制水平承受不了這樣一個好稅制。”所幸，許善達主持的金稅工程二期取得成功，這也讓一些認為中國金稅工程搞不成的外國專家內心別扭了好一陣子。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1994年稅改的局限性開始顯露，最大的矛盾是稅源與稅收的背離。“廣西貴州邊界有一個水電站，售電廣東，每單位電給桂黔兩省隻各貢獻稅收2元，給廣東貢獻稅收28元，在稅法規定范圍內稅務總局做了一些調整，使三省大致平衡為11元、11元、10元。但有很多事制度上不改革，稅務總局也解決不了，如西氣東輸工程沿途十幾個省提供征地、供水供電、治安、甚至醫院學校等各項服務，但稅全部交給上海。”在許善達看來，中國的稅制距離科學化還有很長一段距離，“國外的個人所得稅對於企業高管的個人消費中哪些屬於公務消費，哪些屬於私人消費有清晰比例劃分，屬於前者，在企業所得稅中扣除，屬於后者則必須視為個人收入繳納個人所得稅。我們仍然是公家買單就可納入成本，私人名下就得交稅。”許善達告訴記者。

　　另一個讓許善達著急的事，是對於高科技研發企業的稅收支持並未真正落實。“研發費用稅前150％列支扣除的政策落實遠不到位。”許善達表示，稅法規定如果給科研人員期權，簽字確認之日就需交納20％個人所得稅，這些科研人員往往隻有腦袋沒有現金，所以期權激勵機制根本無法兌現，如果改成變現之日再交稅就解決了。

　　從事了幾十年的稅務工作，許善達感受最深的有兩點，一是堅持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二是結合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企業包稅、隨意執法等與建設公平和法治的市場經濟理念不符，所以要否定。另外，我們也不能老拿美國說事，似乎美國搞了房產稅，我們也要搞房產稅，兩者的文化背景、發展階段不同，有些需要吸收參考，有些不能照抄照搬，譬如個人所得稅按家庭征稅，我認為在中國就不太行得通，雖然可以增加專項扣除項目。”許善達語重心長地說。“我們不能食洋不化，比如，中國財產稅在很長時間內都會是很次要的稅種。”

(來源:人民政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