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上午9时，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梅厅内悬挂着一条白色横幅———“人民教育家于陆琳安息”。厅内聚集了三四百人，从头发花白的80多岁老人到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年，中间偶尔还有一些老干部的身影。于陆琳是谁？为什么大家甘愿在寒冷的冬天赶来送别？拨通于陆琳女婿张超的电话，记者了解到送别的人几乎都是她的学生。在张超的描述中，记者慢慢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1921年的阴历六月十六，山东济南一家书香门第的庭院中传出了新生婴儿的啼哭———这家主人第六个孩子诞生，是一位千金。主人看着满院的紫薇花，给女孩起名“紫薇”。这个“紫薇”就是于陆琳，

　　中华社会大学（现更名为“北京经贸职业学院”）创始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民办教育观察者蒋国华基于自己的考证向记者介绍，当时的学校由北京市教育部门批准成立，具备了大学的基本条件：有本科生和毕业生、教育教学设置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学历教育”、有校址，“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

　　谈起岳母，张超嘴中满是敬佩的话。他告诉记者，1982年，已然花甲之年的于陆琳听说上世纪末我国还缺2300万高等教育人才时，坐卧不安，毅然决定与范若愚、聂真、张友渔等老教育家一起创办大学，为国家培养人才。“之后，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老太太的办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政策。”

　　然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思想禁锢还远远没有解除。对于民办大学这一新生事物的认识还处于怀疑和否定阶段。面对一些人的不理解，于陆琳咬牙坚持，当听到学校可能被解散时，她连夜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写了几万字的报告，阐述当时人才缺乏的现状，学校的办学宗旨、方针、任务和前途。看完来信，肯定她的做法之外，彭真还亲自为学校题写了校名。

　　张超回忆，当时条件很苦，岳母时常拿家中的东西贴补学校，如当时并不多见的私家车成了学校的公车，“使用了20多年，到现在还在学校”；学校缺少书籍，她就把家中的藏书搬到学校。同时，她坚持不拿工资，这一坚持就是20多年。“她说自己是退休干部，国家给补贴，怎么还能拿钱呢？”就像女儿孟运在老人家90岁生日时写的回忆文章中说的那样：她一直认为这和以前她筹建的北海幼儿园、国防大学图书馆一样，是国家的。女儿记得，尽管学校工作主要由母亲操心，但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不肯当校长、董事长。除了还没完全办清退休手续，她觉得那些给自己支持的老教育家们，比自己更适合。“这就是一个老革命的思维方式。”孟运感慨道。

　　“当时的慈善有三种：修桥、补路、办学校，岳母选择了第三种，这也是中国文化中一直奉行的善举。”张超告诉记者，正是于陆琳的这种行为感动了大家，很多人愿意伸手帮她。如董事会里全是各部部长、社会名流，为了让学校发展得更好，大家常常聚在一起出谋划策。当时没钱，没有会场，她与她的同志们，一群部级干部，就冒着酷暑在大槐树底下开会，这被当地群众戏称为“大槐树下的部长会议”。此外，学校当时没有集中的校址，常常是在一些大学附近租平房办学。创建初期的老师们正是来自附近的这些知名大学，“大家几乎没有什么报酬，全是挤自己的时间‘兼职’”。

　　“她是一位好母亲，不只因为她爱自己的孩子，还因为她爱自己的学生，别人的孩子。”98级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王凯便是在她呵护下成长的学生之一。谈起老校长，他说两人的接触缘于一封信，一封影响了很多学生命运的信。他回忆，那时自己班上有六七个从其他民办高校转学过来的同学，对民办大学学生转学引起的国家统考科目成绩认定问题，北京市教委当时还没有明确规定，可这却直接关系到同学的切身利益。为此，他代表全班写了几千字的信，寄给未曾谋面的于陆琳。就在那年春节，他接到了77岁高龄校长的电话，表示那封信已经转交给国家教委和北京市教委的有关领导，大家很重视。很快，北京市教委给予回复：新学年开始，转校生的统考成绩予以认定，转学后相同课程可以免修；但新学年之前的转学成绩不予认定。

　　“说实话，我没想到事隔那么久，校长还挂念着一个普通学生的来信。”在此后的接触中，他慢慢了解到于陆琳的一些故事，这让他对这位老校长更加佩服。如为了联系办学地点，她骑着自行车，满城转悠，曾先后两次摔成骨折；为了求得理解和支持，她找各个部门、单位，费尽周折，协调办理各种手续；为了节省建校资金，不拿学校工资反从自己的离休金中拿出钱来贴补学校的办学经费；设立“于陆琳教育基金”，一部分用于奖励思想好、学习好、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

　　在于陆琳的努力下，学校获得2820万元政府拨款，启动了学校校园的建设工程，从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建成了一所拥有几百亩新校址，有着气派的教学楼、多功能厅、学生公寓等完备设施的现代化大学，为国家培养了万余名大学生。“老太太曾说，尽管有了围墙，可是我们的思想依旧应该是自由的。既然叫‘中华社会大学’，为社会办学、培养人才，那就要面向社会，不可封闭在自我围墙内。”张超介绍，1937年，于陆琳随姐姐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之后又在中央党校进修，“那段经历是激励她致力于教育的本源”。

　　张超说，于陆琳身体一直很好，之前都是自己骑着自行车为学校的事情奔波，直到有一年，她骑车去参加招生大会，途中摔倒，导致骨折。那时，她已80多岁。从那之后，她的身体开始变差，脑子也间歇性不清楚，可她还是忘不掉她的学校和学生，或是坐着车为学校资金奔波，或是给学校下一步发展做顾问。2009年，她因股骨颈骨折住进了医院，没想到仅住院六天就报了病危，差点丢了性命。自那之后，于陆琳彻底离开了她的大学。

　　采访最后，张超告诉记者，岳母曾表示自己最开心的事就是，80多岁了还在工作，还在做教育。“她说那话时，孩子般的笑容，我至今都还记得。”

　　（杨丽霞提供了此文的报道线索）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