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计斤易赀”，必然所得有限，难道汪氏族人不知道这批文献的实际价值？当然不是。请看当时的情况：“历经太平军之劫，汪氏藏书荡然不存，族人殉难者一百五六十人，其衰败之状，可想而知。”钱塘汪氏本是安徽黟县人，明代末年迁至杭州，经营盐业、典当业，而成为当地巨富。随后汪氏又转向学问和仕途，代有甲科，为官者甚众。由于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汪氏族人不与太平军合作，因而遭到杀戮。为一百五六十人发丧，对于家产荡尽的汪氏族人而言，痛苦、艰难、焦灼之情可以想见。其廉价售卖唯一可见之实物———图书，似乎可以理解。但是，真正的振绮堂主人，或者已被杀害，或者滞留他乡。汪曾唯《蓉垞公殉难志》云：

　　先考于同治元年壬戌五月二十七日，与先姊同殉难武林门外之米市巷。……甲子春，浙省全复，不孝驰赴杭州，遍询父老，负骨未由。不得已，谨于乙丑夏闰五月二十七日巳时，具衣冠以招魂。

　　《宗谱》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11月汪曾唯之弟曾博、曾思同时遇难；次年（同治元年，1862）5月，其父亲汪适孙（号蓉垞）和姐姐又一同遇难；受此打击，其母关氏悲痛欲绝，于同治元年6月绝食而死。当甲子（1964）春天杭州收复，汪曾唯赶回故乡时，却未能找到父亲、姐姐的尸骨，只好于乙丑（1865）之夏“具衣冠以招魂”，完成殡葬之礼。汪曾唯是振绮堂第五代传人，其《蓉垞公殉难志》的记载充分说明，当年售卖振绮堂藏书的绝对不是汪曾唯本人，因为他从外地赶回需要一定时间，并且其亡父和亡姊推迟到一年之后才下葬；当然也不是其他振绮堂后人，他们嗜书如命，不会轻易售卖；而是那一批紧随清兵之后进入杭州，最早发现振绮堂门户洞开，并且文化水平不高、急于获取钱财的汪氏族人。汪氏族大人多，贫富不一，贤愚各异，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出现哄抢之事，原本司空见惯，亦无从追究其责。

　　其实，当代学者所谓“太平军进驻杭州，振绮堂藏书化为劫灰”的误解，其根源仍然来自战乱亲历者、振绮堂第五代传人汪曾唯的叙述。其《振绮堂书目后序》云：“至咸丰庚申、辛酉，杭城两遭兵燹，散佚殆尽。同治甲子，浙省恢复，于灰烬中获《振绮堂书录》五册。”该文称“两遭兵燹”，“兵燹”一词，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放火。其实，“兵燹”制造灾难的方式包括放火、杀人、抢夺、践踏毁损等多种；但下文又称“于灰烬中获《振绮堂书录》五册”，“灰烬”与“兵燹”相配，自然会造成太平军放火焚烧振绮堂书籍的假象。对于劫后藏书，汪氏后人钤以“振绮堂兵燹后收藏书”印，则又加强了这种猜测。其实，此处所谓“兵燹”，乃指一般意义上的兵灾，即战争灾害；所谓“灰烬”，当指在图书售卖基本结束时，有人对剩余垃圾所作的简单化处理，焚烧之后，尚有五册《振绮堂书录》得以幸存。对于族人售卖6万卷藏书之事，汪曾唯无疑是痛心疾首，以他的威望和地位，完全可以在《振绮堂书目后序》以及《汪氏小宗谱》中加以交代。但为了维护族人的脸面，也为了同宗之人的和谐相处，他还是一忍再忍，只是笼统地记载“两遭兵燹，散佚殆尽”而已。这种为族人讳、为亲人讳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历史的真相，极易造成后人的猜测和误解。

　　50年之后，汪曾唯的堂侄汪诒年接到孙毓修来函，他认为应该趁此机会，把振绮堂藏书散佚的真实情况昭告天下。于是在交代完振绮堂图书目录之后，汪诒年特地撰写《原委》一文，希望通过孙毓修《书目考》的传播，消除数十年来人们对振绮堂书厄的种种误解。可惜的是，《书目考》并未付梓，而汪诒年《原委》一文，也随着《孙毓修亲友手札》的编订而封存于上海图书馆。柳和城先生将其公布于世，厥功至伟。但是柳先生称“文中所说破坏藏书的‘军人’，显然不是太平军士卒，而是清兵”，又把振绮堂藏书散佚的责任从太平军转嫁到清兵（湘军）头上，显然是对材料的误解。“急于得赀，一为殓葬之需”的只能是汪氏族人。

　　当然，汪氏族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其售卖图书自有现实的迫切需要和不得已的苦衷。清末统治者的腐败堕落、残害百姓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乃是造成振绮堂藏书毁灭的真正原因。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全国赋学会副会长；相关内容请关注9月7日文化周刊12版《振绮堂书厄真相考（上）》）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