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探险家徐霞客的游历壮举被誉为中国版的“地理大发现”，其所著《徐霞客游记》记录了他在万历四十一年至崇祯十二年（1613—1639）期间旅行观察所得，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钱谦益曾盛赞道：“徐霞客千古奇人，游记乃千古奇书。”《徐霞客游记》到今天虽已是妇孺皆知，但它能够流传下来，却是经历了不少磨折，从成书到初次刊刻竟相隔130余年，加之传抄过程中几经流散，致使其流传形态颇为复杂，部分内容残缺不见。这一方面与该书所引发的某些争议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成书时的战乱环境有关。

　　徐霞客（1587—1641），名宏祖，字振之，江阴人。少年时即有壮游之志。自30岁起，“每岁三时出游，秋冬觐省，以为常”。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他在云南鸡足山修纂《鸡山志》时，因足疾而不良行，被丽江太守送归江阴家中，遂卧病不起，翌年便溘然长逝了。他最重要的游览经历是崇祯九年至十三年（1636—1640）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远行，成功发现了长江的真正源头是源出于昆仑山之南的金沙江。也正是这一发现，引发了人们的争议。

　　《尚书·禹贡》中说“岷山导江”，认为长江导源于岷山。《禹贡》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地理文献之一，也是儒家经典，具有崇高的地位。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推翻了《禹贡》的记载，这就会带来不小的争议。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近代有创为迂诞之说者，谓江源亦出昆仑。好事者复为之附会，以实其说，陋矣。”全祖望也作了一篇《江源辨》来专门驳斥徐霞客的观点。这些反对意见，使《徐霞客游记》错过了最佳的刊刻时机。

　　原来，徐霞客临死前因卧病而无法整理游记，便托付塾师季梦良“理而辑之”。徐霞客死后，季梦良不仅将游记删定编次，还希望能“付之梓人，以不朽霞客”，便经钱谦益介绍，打算由当时著名的汲古阁刻板付印。季梦良整理过的誊清稿本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共5册，各册均钤有“虞山毛晋”、“汲古后人”的藏书印，这正是汲古阁收藏并欲付印此书的证据。但最终未真正刊刻出来，很可能就是由于此书对传统地理认识的颠覆引起了当时学界的不满。游记错失了这次出版良机，竟然推迟到100多年后的乾隆四十一年（1776），才由霞客族孙徐镇所刊。徐镇依据这100多年间的几种抄本，对比校勘，订其异同，刻成了《徐霞客游记》最早的善本。在乾隆刻本之后的诸多版本也都是仿照其编次形式而成的。

　　《徐霞客游记》虽没能在清初得到刊刻，但其名声仍借由钱谦益所作的《徐霞客传》“一炮打响”。康熙元年（1662），江南学政刘果“博学嗜奇，曾读牧斋《初学集》，见《霞客传》，心艳之。至是访其后人，索记游之书”，并请徐建极为之抄录。季梦良整理本中的内容起于崇祯九年从家乡出发，终于崇祯十一年3月27日；而徐建极抄本则恰好从崇祯十一年3月27日开始，与季梦良本前后相接。这两个抄本基本保留了游记的原貌，但合并之后仍有残缺。首先是季梦良整理本中，《滇游日记》阙佚了一册。这是因为季梦良整理完成后，正值明清鼎革。顺治二年（1645），清军入屠江阴，梦良宗人季杨之避难于舅氏徐虞卿处，见梦良所藏游记手稿，乃携《滇游日记》一册而去。“不两日，虞卿为盗所杀，火其庐，记付祖龙，是书遭其残缺，亦劫数也。”

　　其次是陈建极抄本至崇祯十二年9月14日即止，此后是否还有内容呢？据褚绍唐先生考证，崇祯十二年9月之后的3个月内，徐霞客在全力修纂《鸡山志》，纂成后，于崇祯十三年正月被丽江太守送归，同年6月抵达江阴家中。这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徐霞客及其随行人员所历名胜佳景亦不少，霞客当有所记。陈建极本之所以没有这部分内容，是因为徐霞客归家后就将最后这四册游记寄给了好友黄道周。后来黄道周写给徐霞客之子徐屺的信件中并未提及送还游记之事，大概是一直都未归还。而黄道周于崇祯十五年（1642）冬返回福建漳浦家中，其夫人蔡氏曾作《读霞客游记》诗，而蔡氏长期居于漳浦，可见四册游记确实被黄道周带至福建。清顺治二年，黄道周任南明唐王兵部尚书，督师皖南，失败被擒，并于次年在南京殉国。同时福建也被清兵占据，徐霞客送给黄道周的四册游记，当是在此后的战乱中散失于福建的。

　　虽然经历了这些曲折和磨难，但所幸，自乾隆刻本问世后，《徐霞客游记》的出版就进入了高潮。特别是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不断再版、重印。有学者统计，辛亥革命后的《徐霞客游记》版本至少有53种之多。这些都促使《徐霞客游记》为更多人所认识和喜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