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中，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先后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国际列宁学院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回国，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组织领导抗日武装斗争。1935年后历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1937年10月起先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总指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1938年初，为打破日伪军6万余人对佳木斯地区的“讨伐”，组织指挥第2路军主力从依兰地区向五常地区西征，亲率留守部队多次挫败日伪军的“讨伐”。

　　本文作者目击了他的一次脱险经历。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再来重温这段史实，让我们铭记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抗战勇士。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东北作为向关内进行侵略的后方，加紧了对东北抗日联军的“讨伐”。

　　当时我们抗联第二路军主要活动在牡丹江两岸、松花江右岸和乌苏里江左岸的广大地区。我是二路军总指挥部的副官，经常跟随周保中同志到四、五、七、八等军去。1937年年底的一天，我跟随周指挥连夜向饶河县的“十八垧地”———七军军部的驻地赶去。

　　周指挥在七军连开了几天的会，详细地了解了七军的情况，认真地研究了敌情，对部队活动的形式、活动的区域及部队的战略战术，都做了明确的指示和周密妥善的安排。然后，周指挥只带几个随行人员从七军到五军去。我们一行共7人，除周指挥和我之外，还有周指挥的副官乔树贵、军需卓文义、电报员孙绍堂，另外还有杨德龙和下江特委的许凤山同志。

　　刮风下雪是我们的朋友

　　出发前，周指挥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了一个简短的动员会。周指挥将这次行动的意义和途中应注意的问题做了详细的指示。特别强调，这次行动要冒很大风险，大家要提高警惕，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听了周指挥的话，我们都感到这次任务非常光荣而又责任重大。大家都表了决心，一定要克服困难，不怕流血牺牲，保护周指挥安全、胜利到达五军。

　　第二天拂晓，我们告别了七军，跨上战马出发了。五军三师驻在宝清，我们所在的七军驻在饶河，骑马也要走几天。我们7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杨德龙，我居第二位，后面紧跟的是乔树贵，周指挥走在第四位，卓文义和孙绍堂分别走在第五和第六位，许凤山同志走在最后。

　　老天不作美，我们刚出发不久就下雪了。天上乌云密布，狂风卷着鹅毛大雪，漫天飞舞，风雪吹得我们睁不开眼睛。虽然风雪大、天气冷，可是我们丝毫没有减慢前进的速度，更没有放松警惕，密切注视着四周的动静。这时我想，别看这山、这树林这样安静，谁敢保证这安静中不潜伏着危险呢?我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

　　大半晌的时候，风雪更大了，风卷着雪片呼啸着，吹到人的脸上像针扎一样疼痛，呛得我们喘气都困难，连对面说话也要大声喊才能听到。马蹄掀起的雪尘被风吹得像旋风一样在我们身边飞转。我们就这样艰难地前进着。这时许凤山大声向周指挥说：“现在风雪太大了，还是先找个地方避一会儿再走吧。”许凤山的话刚说完，就听到周指挥严肃而又果断地说：“老许，不行啊，平常刮风下雪是行军的敌人，今天刮风下雪是我们的朋友了，风雪越大，敌人出来的可能性越小，越不容易碰到敌人，行军也越保险，这是天赐良机，千万不能错过。”

　　我们明白，周指挥这些话不是对许凤山一个人讲的，而是对大家讲的，是激励、鞭策我们坚定信心，迎着困难前进。我们继续向前走着，路上被风吹起来的雪越堆越厚，行军的速度也明显地减慢了，到中午时，才走了四十几里路。

　　当我们找到一处避风的地方，手捧着雪，吃了一些干粮，并把马喂饱稍事休息后，天气已经逐渐好转，风小了，雪也小了。周指挥看了看天气对我们说：“现在天气转晴了，快上路吧；带路的可得放快点步子，天黑前一定要赶到预定的地方‘荒上’宿营。”我们齐声答“是”，然后跨上战马继续前进。

　　有可能进入敌人包围圈

　　“荒上”是个在地图上标不上名字的地方，是我们从七军去五军必经之地，这里地势比较险要，三面靠山，只有南面是一片宽1000余米的草甸子。夏天，草甸子里面有的地方泥浆有齐腰深，有的地方是很深的水。只有熟悉这条路的人才能走过草甸子，不至于陷进去。在靠近草甸子北边的小山坡上，我们用树皮盖了一间小房子，夏天小房子隐藏在半人多高的草丛中，冬天则和枯草、积雪连成一片。经常往来于各军的通信联络人员，常常在这里落脚、休息。从开始利用至今敌人从未来过这里，所以，这次行军我们把这里作为第一天宿营的地点。那时我们都认为这地方比较安全，今天晚上如果能顺利赶到“荒上”宿营，是最理想的了。

　　这时除周指挥很平静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变化外，其余的几位同志都活跃起来了。有的哼起小曲，有的小声唱起了歌，还有的互相开起玩笑来。大家都觉得轻松愉快，马也越跑越快。我和大家一样，由于下午天晴路好走，精神也觉得轻松多了。但是，我总觉得放心不下，担心出意外。因为我们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冒险行军，护送的周指挥是敌人千方百计悬赏捉拿的重要人物。现在路上经常有敌人讨伐抗联的大部队和零星小部队，所以这次行军时刻都有遭到敌人袭击的危险。现在天气转好，对行军来说方便多了，速度也快了。但是敌人活动的机会也多，所以我们的危险性也增加了。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很沉重。

　　在下午的行军中，我总是不声不响地催马前进，这个想法虽然没有对别人说，可是我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路上，总是认真地观察周围的动静，哪怕是路边有一只小松鼠跳起来，也要好好看看，是松鼠自己跑动，还是受到什么惊吓。这种警惕性，是在战争年代那个特殊的环境里养成的。

　　下午5点左右，我们离“荒上”只有七八里路了，同志们都很高兴，因为经过一天的急行军，特别是与风雪搏斗了整整一上午，很疲劳，都希望快点到达宿营地。正当大家高高兴兴地催马急驰时，忽然看到前面北山上的枯草有轻微的摆动，我心里一惊，马上小声告诉大家：“前面有动静，要注意，慢点走。”我的话音刚落，就看到从山坡的枯草丛中站起来两个身穿黄大衣的人，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步枪站在距离我们三四百米的一个突出的山包上，大声吆喝起来：

　　“喂，你们是送周指挥的吗?我们是奉命来接周指挥的。”

　　“是啊，我们是……”

　　走在前面的杨德龙不假思索就答话，可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周指挥机警地接过去了：“是啊，我们是送周指挥的先头部队，他跟随大部队在后面，一会儿就到了。”

　　周指挥说完急速地看了大家一眼，我们明白周指挥的用意，个个态度坦然，若无其事地继续催马前进。周指挥镇静地向对方发问：“你们是哪个军的，是谁派你们来的?”

　　听了周指挥的问话，站在山包上的那两个人高声回答：“我们是七军的，是崔军长派我们来的。”

　　听完这句话，我们几个人心里都明白了，敌人已经露出了马脚，因为今天早晨刚从七军军部出发，崔军长决不会马上又派人来接我们。显然这是敌人耍的花招，设下的圈套，说明敌人已经知道周指挥从这里路过，要捉周指挥。

　　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因为这很清楚，我们有可能已经进入了敌人的包围圈。

　　“咱们来个将计就计”

　　我们7个人，除我有一支带刺刀的马枪外，其他几个人带的都是手枪。就力量和武器来说，与敌人硬拼根本不行，不硬拼掉转马头向后撤退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不清楚敌人究竟在哪儿、埋伏了多少部队。现在既没有商量的余地，也没有时间犹豫了，我们几个人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周指挥。

　　这时候周指挥异常镇静，边催马前进边小声说：“别慌，沉着点，听我的命令，咱们来个将计就计。”说完，他故意又大声地说：“周指挥幸亏跟我们走上这一遭，若依着他的意见，和七军、四军去宝清支援五军，准会遇上敌人，虽然他们有几个人，我看也够麻烦一阵的，如果没有准备，还说不定会怎么样呢。”

　　“可不是吗，真是碰巧。”

　　我们几个人都随声附和着。听着这坦然自若的对话，那两个端枪的敌人似乎相信了，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然后背着枪往山背后跑了。我们估计山背后一定有敌人埋伏的大部队，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继续前进。

　　我们又翻过一座小山岗，距离原来准备宿营的小房子已经不远了。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附近几个小山头上，以及这条山谷小道的两旁，早已布满了敌人，再走几步又看到右侧山头上有四十余个日本鬼子，端着早已上好刺刀的步枪瞄着我们，正前方的路口架着两挺机枪，枪口也对着我们，敌人已经把前进的路给封锁住了。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周指挥低声对我们说：“同志们，情况非常危急，现在已经进了敌人的口袋阵了，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大家准备好，骑稳马，要沉着些、勇敢些，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从口袋阵的阵口冲出去，沿着草甸子边的东南方向向前冲。”

　　周保中这位党的忠诚战士、久经考验而又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高级指挥员，在数十倍以上的强敌包围面前，在敌人一支支的枪口面前，毫无惧色，因为他深深知道自己肩负的重任，在这关键的时刻，他的任何一点慌张，都会长敌人的威风，使我们失去勇气、失去斗志。所以从发现敌人开始，他始终保持镇静、考虑对策，还边走边小声鼓励我们。

　　快走到口袋阵的阵口时，周指挥细致地观察了敌人埋伏的情况和周围的地势，并用鼓励的目光看了看我们，就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刚要向我们合拢的时刻，他突然拔出手枪，斩钉截铁地命令我们：“同志们，按照指定的路线冲出去，冲出去就是胜利！”说时迟，那时快，周指挥的话音刚落，我们两腿用力一夹马肚子，扬鞭催马，飞快地向前冲去。敌人一见，慌忙地向我们头顶上放枪，并且高喊着：捉活的，要活的。不管敌人叫嚷什么，我们边催马前进边回头向跟上来的敌人猛烈射击。

　　敌人要捉活的，不直接向我们开枪，正好给突围创造有利条件。一会儿工夫我们就冲出去好远。敌人当然在后面紧逼不放，枪声、喊声响成一片。忽然有人高喊：“前头的那个大个子就是周保中，抓住他!”

　　听着这比较熟悉的声音，我明白了，敌人的队伍中有我们的叛徒，我们被叛徒出卖了。

　　“周同志，后面援兵来了”

　　既然敌人认出了周指挥，还高喊着“捉活的”“要活的”，就不会直接打我们，这显然非常有利于我们突围。

　　敌人也确实想活捉周指挥去领赏。因为很早以前，日本鬼子和敌伪政权就有悬赏活捉周保中的告示，几年来敌人始终摸不准周指挥的活动规律，现在找到了周保中，还动用了这么多部队，决不会轻易让我们跑了。周指挥当然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催马飞奔，又过了有五六分钟，我们就突出了敌人精心布置的口袋阵，很快地把敌人甩下三四十米远。

　　敌人不甘心失掉活捉周指挥的机会，拼命追赶，边跑边向我们的头上乱放枪，还一个劲地狂叫要捉活的，一定要活的。当官的也在叫喊：“一定要给我捉活的，谁要是打死了周保中我就枪毙谁。”

　　突围开始，我们7个人本来是按照周指挥指示的路线向前冲的。但是突出口袋阵后，敌人加强了火力封锁，枪声更加激烈，马受了惊吓，乱蹦乱跳，不听指挥，我们7个人便跑散了。原来走在周指挥后边的卓文义、孙绍堂和许凤山三人，控制不住惊马，没能按照原定的路线突围，却沿着草甸子右侧向西南方向冲去。一直在最前面开路的杨德龙，也跑出去很远。在后面的只有我和周指挥、乔树贵三个人。我们三个的位置是：我和乔树贵稍前，周指挥紧跟在后。我俩一边催马飞奔，一边不时地回头看周指挥是不是跟在后面。

　　突然，周指挥的空马从我们身边跑过去，我不禁大吃一惊，心想一定是周指挥出了问题。乔树贵催马去抓空马，我赶紧回身去找周指挥。周指挥的处境非常危险，三四十个手端步枪的鬼子和伪军正拉成老虎钳形一步一步地向他逼近，只见他毫无惧色地边射击边后退。其中有几个走在前面的敌人距离周指挥只有三十几步远，有的敌人嘴里还不断地叫骂着：“周蛮子，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看到这场面，我顿时冒出了冷汗，赶紧翻身下马，端起枪就向敌人猛烈地射击，并故意高声喊道：“周同志(在敌人面前，我不能直呼周指挥)，后面援兵来了。”

　　一阵枪响后，靠近周指挥的几个鬼子兵立刻倒在地上不动了。这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他。周指挥是我们二路军的最高指挥员，又是吉东党组织的负责人。我是共产党员，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护送周指挥，在党需要我的时候，就是牺牲自己，也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我的任务就是掩护你”

　　本来，追击周指挥的敌人以为这次准能抓住他，正在得意之际，忽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又看见前边的几个人被我一阵枪打倒了，便集中所有的火力对我射击。敌人一直在快速地向前运动，我们和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我和敌人使用的都是长枪，这样的距离，敌我双方都不利于射击。而且中间还隔着周指挥，敌人敢开枪打我，可不敢开枪打周指挥。这无形中也成了保护我的条件，我趁此机会端着马枪狠狠地向敌人射击，掩护周指挥迅速撤退。

　　这时敌人的枪虽然打得也很激烈，但子弹多是在身旁或头上掠过，只听子弹响，却没有伤着我们。敌人搞的这一套只能吓唬胆小鬼，对于我们这些久经战阵的人来说，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周指挥身材魁梧，走起路来还有点左右摇晃，我利用这左右摇晃的空隙，准确地向敌人射击，眼看着又有三四个敌人倒下了。由于刚才就高喊援兵来了，紧接着又是一阵突如其来的枪声，使敌人信以为真，慌乱了一会儿，我们和敌人的距离就又拉开足有七八十米远了。

　　等敌人明白过来，周指挥早跑到我的前面去了，要活捉周指挥的梦想眼看就要落空，敌人又气又急，便集中火力疯狂地向我射击，恨不得立刻拔掉这颗钉子。由于周指挥已跑远了，刚才和周指挥在一起敌人不敢直接对我们射击的有利条件完全不存在了，我便成了敌人唯一的射击目标。但是，我决不能为了贪生怕死而找机会逃跑，要继续阻击敌人，争取时间，掩护周指挥向草甸子对岸的树林方向撤退。

　　我仔细地观察一下周围的地形，便利用草甸子边的一个小土包做掩体，准确地向敌人射击，敌人的子弹也雨点般落在我身前身后，打得积雪、泥土到处飞溅，我身上脸上尽是泥和雪，激战了一会儿，终于寡不敌众，敌人慢慢地逼近了我。我想，凭我一个人、一支枪，是抵挡不住这么多敌人的，再看看周指挥已经接近对岸了，我也边打边向对岸撤退。忽然听到草甸子的西南岸有人故意大声叫喊，我一看原来是卓文义(卓文义，这位朝鲜族的抗联战士，负伤被敌人捉去后，受尽毒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英勇牺牲)被敌人打伤了倒在那儿，我明白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敌人，掩护首长。

　　过了一会儿，再一看，卓文义不见了，周指挥又摔倒在草甸子上。我心里非常着急，愤怒地向敌人猛烈射击一阵后，便飞快地跑到周指挥身旁把他扶起来，并一再催促他赶快向不远的树林中撤退。周指挥不肯一个人先走，坚持要和我一块儿阻击敌人。我急了，使劲地用手推着周指挥，恳切地说：“快，快走，别管我，我的任务就是掩护你。”周指挥来不及多说什么，只是用力地握了一下我的手，便向岸边的树林中跑去。

　　我上岸后，倚着一棵大杨树继续阻止敌人。我的长枪这时候发挥了作用，敌人几次企图过草甸子，都被我用火力封锁住了，又过了一会儿，看到周指挥已经走远，离开了敌人的有效射程。这时我想，只要再坚持一会儿，周指挥就脱离危险了，只要能保护周指挥的安全，今天就是战死在这里，也是光荣的，因为我就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了。

　　想到这里，心里轻松多了，觉得没有什么负担了。我在原地又坚持阻击了一会儿，天渐渐地黑了，我想，周指挥已经脱险了，没有必要在这里和敌人纠缠，应该借着夜色立即撤退。敌人看到周指挥已经没有踪影了，天又黑，前面情况不明，追赶的劲头也不足了，胡乱地放了一阵枪，叫喊了一会就没有动静了。

　　全身的衣裤共穿了7个枪眼

　　这时候天完全黑下来了，我在森林里摸黑走着，寻找周指挥。走了一会儿看到周指挥已经和乔树贵会合到一起了，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我高兴地招呼他们，周指挥看见我也特别高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们三个人会合后，继续向前走，一直走到一个树林比较茂密的地方，生起了一堆火，坐下来休息。

　　我们的衣服差不多全湿透了，全身的疲劳劲也上来了。我们坐在火堆旁边烤着衣服。借着火光我发现全身的衣裤共穿了7个枪眼，真险啊!再检查子弹袋，出发时带的120发子弹，只剩几粒了。今天这一仗尽管我们人少，还被敌人包围了，但由于我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

　　烤干了衣服，我们让周指挥先休息。他连日来一直没有好好休息，再加上今天的激烈战斗非常疲劳，一会儿就睡着了。看周指挥睡得很香甜，我和乔树贵便坐在火堆旁边，一边擦枪，一边小声谈论着今天的战斗。忽然听到远处有响声，我赶紧把周指挥推醒，乔树贵急忙用雪把火扑灭。我们三人各自找了一棵大树做掩护，注视着有响声的地方，准备战斗。先是听到了脚步声，后来又传来了说话声。乔树贵悄悄摸到前边一看，原来是突围失散的杨德龙、孙绍堂、许凤山三人找上来了。我们7个人除卓文义外，都在这儿会合了。

　　休息一会儿，周指挥说，敌人撤退的情况不明，这里不宜久留，要抓紧赶路。我们马匹全跑失了，又加上经过一天激战，没有好好休息，大家非常疲劳，所以行军的速度不快，到第二天中午，才走了不到15公里路。我们来到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屯子。屯子里有反日救国会，经许凤山介绍后，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为我们准备了吃的，安排了住处。这天，我们饱饱地吃了饭，晚上，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出发前，周指挥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了会，总结了昨天的战斗，表扬了我们勇敢战斗的精神，鼓励我们说：“现在的斗争虽然很艰苦，但是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正义的斗争一定能胜利。我们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吓倒，敌人虽然貌似强大，但是他们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得不到道义的支持，只要坚持斗争，就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他还说：“这次行动，从出发开始就遇到了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往回走、回七军，也不能走别的路，一定要尽快地赶到五军去。”

　　会议快要结束时，忽然有人来向反日救国会的会长报告，东山坡上发现了五六匹没有人牵的军马。我们一听都以为敌人又追上来了，赶紧抓起枪，跳下炕，准备战斗。紧接着，又有人来报告详细情况。我们分析，不像是敌人来追击我们，可能是我们跑掉的那几匹马。反日救国会派人将马牵回来一看，果然是我们的马，只是卓文义马上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没有了。

　　从这个小屯子出发后，我们行军的速度加快了，经过一夜的休息，恢复了体力，又有了马。我们精神抖擞地继续向五军的驻地———宝清前进。几天后，在离五军还有50余公里远的一个屯子碰上了五军派来专程接我们的部队。

　　我们会合后，大家都非常高兴，互相握手问好。五军的同志还告诉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我们在“荒上”同敌人相遇时，周指挥故意说给敌人听的话，敌人真的相信我们派七军和四军支援五军，曾经向兰棒山增了兵。敌人不知是假，又探听不到真实情况，害怕我们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后来又悄悄地将驻在兰棒山讨伐抗联的几千名日伪军全撤走了。敌人撤走后，被围的五军和总指挥部的抗联战士，随即化整为零，分散各地，转入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等到敌人弄清了情况，我们分散在各地的队伍，已经开始不断地打击敌人了。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