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一个合家团聚的欢乐佳节。然而，在60多年前的一个春节前夕，在浙江舟山海域却发生了一个特大海难，那就是让世人震惊的“太平轮”沉没事件。

　　2014年12月，著名电影人吴宇森导演的贺岁片《太平轮》在中国各地影院上映，这一事件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脑海和视野当中。

　　本文作者查阅了当年的浙江《东南日报》相关报道，力图还原那场特大海难……

　　内战是“太平轮”沉没的根源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起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解放了东北、华北大片土地，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最终退到台湾。一些军政官员、商界大佬、社会名流便携家带口，准备搭船逃往台湾。

　　说起“太平轮”，还有一番复杂的来龙去脉：1946年，当时的轮船招商局（性质是国有企业）从美国打包购买了19艘大游轮，每艘17万美元，还附带送货上门，大举杀进航运业。一夜之间，上海滩就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航运企业好几十家，就连汤恩伯、杜月笙等也插上一脚。

　　“中联轮船公司”靠着与陈仪及轮船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徐锡麟之侄）的浙江同乡情谊，得到了“太平轮”、“华联轮”等3条船，做起了航运生意。“中联公司”的后台老板是周曹裔、龚圣治、蔡天铎、马世燧和周庆云5个浙江宁波老乡，其中一个股东蔡天铎，就是台湾电视节目《康熙来了》、《今天不读书》、《爱的故事》的著名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

　　1920年下水的“太平轮”，原是美军的一艘军备运输船，载重量为2050吨。在美军使用期间，船身已经被改装得轻巧单薄。1948年7月14日开始，由“中联公司”以每月7000美元的租金向太平洋船坞公司租用，往返于上海和台湾基隆之间。

　　在“太平轮”运行初期，主要是运送往返上海与台湾基隆的公务人员、眷属、商人、游客等。在1948年9月28日至10月26日之间，“太平轮”还临时为国民党军队征用，在辽沈战役中作为补给船，运送过国民党军人和伤病员，还有食品、武器、弹药等。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太平轮”又成为一艘“逃难船”，至1949年1月27日最后一班，“太平轮”共行驶了35个航班，运送上万人员，还有枪炮弹药、坦克车和黄金、珠宝、文物等。

　　可以说，由于承载了那段历史聚合在一起太多不堪重负的东西，最终使得“太平轮”不太平，迎来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海难。

　　不堪重负的“太平轮”

　　当时，上海有多家航运公司都有船开往基隆，但临近春节，其他船都不开了，“太平轮”成了春节前开往基隆的最后一班船。

　　“太平轮”出事前的最后一趟航行原定的开航时间是1949年1月26日。因为1月29日就是大年初一，去的人想到台湾过除夕之夜，船员也想早一点赶回来与家人团聚。轮船开往基隆一趟大致需要两天三夜60个小时，如果1月26日起航尚可在年前抵台过除夕，所以有些人早早买了26日的船票。

　　“太平轮”一共设有一、二、三等船舱，分设在船体的三层，实际座位只有508个，所以有姓名等基本登记的乘客也只有508位。

　　许多乘客在1月26日就拿着船票，带着家人或行李来到上海外滩的码头，准备登上“太平轮”。然而，船方却不让乘客上船，只是告知：“本轮因故延期至1月27日上午起航，请乘客改日再登船。”

　　延期开船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这趟船是春节前上海开往基隆的最后一班船，想搭乘的人很多，因核定的船票已经卖完，于是有的人就找门路、托关系，甚至拿出金条以高于原票价数倍甚至十多倍的价格，以求购到一张船票。而有些人则由于地位高、名气大，通过托关系或找门路就直接上船，使船上的乘客加上船员猛增至近千人（其中有票乘客508人，船员124名，无票者约300多人）之多。人一多拖拉的时间就长，船方一时难以安排舱位和开船时间。

　　二是“太平轮”不仅要拉人，还要运货。“中联公司”的运输合同上记录的东西除了《东南日报》的100多吨货外，还有中央银行秘书处等单位的重要卷宗、文卷及账册231箱，业务局账册525箱，上海各金融机构的保险册、信用状、报表等1317箱，甚至还包括一辆陈果夫的别克轿车。而那些跟客人随行的货，也是门类众多，数量不少。如有往来商行为台北迪化街商铺准备的南北货和中药材，有铁丝、洋钉、小五金，还有北京荣宝斋的玉器、书画、珠宝等，都要一件件装上船。

　　三是有些船员也不愿意在春节期间出海，因为这样他们与家人无法团聚，他们要求过了春节再开船，怠工了几个小时。

　　时间延迟到1949年1月27日下午两点，由于各方面情况复杂，沟通非常不便，等协调得差不多了，已经到了傍晚。看看人都上船了，货也装好了，但此时“太平轮”船舱的水位线已经很低，船上甲板已与码头齐平，人可以直接爬上船甲板。

　　主要的原因不仅是人多，而且有一批钢筋大大超重了，当钢筋装了150吨时，船的载重量就已超过了。因此船长要求停装，但因船运公司此前已收了600吨的运费，只好硬着头皮装上去。结果使轮船累计载重量高达2700多吨，足足超载了650多吨。

　　“建元轮”不到一刻钟就沉没了

　　直到傍晚6时一刻左右，“太平轮”才吊起铁锚，徐徐离开码头，沿着黄浦江向吴淞口方向驶去。

　　当时天色已渐渐转暗，但“太平轮”船长既不让开灯，也没有鸣笛。因为自解放军逼近长江时，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1月5日就发布了《关于在戒严期间的水上宵禁令》：每天下午6点到次日早晨6点不准在海面航行。“太平轮”在晚上6点多钟开船，已属违反“宵禁令”了。如果又开灯、又鸣笛，大摇大摆地往前开，说不定就要被水警拦下来，轻则罚款，重则扣船不让走了，所以只好不声不响、偷偷摸摸地往前走。

　　“太平轮”还算顺利地出了吴淞口，就到东海的海面上了。船长下令开足马力，加快航速向浙江舟山方向驶去。当晚正是春节前，轮船里准备了许多年货，有酒有鱼肉有水果，供乘客买和船员们享用。没想到船员们几杯酒下肚，有些人就神魂颠倒了，有的人擅自脱离工作岗位，还有的人躲到角落里打起了瞌睡。

　　灾难正一步步地向“太平轮”逼近，而船舱中的乘客也没有觉察到什么，有的甚至还沉浸在欢乐之中，但这种欢乐很快就要结束了。

　　时针指向1月27日夜11时45分，当“太平轮”行驶到舟山群岛附近洋面时，在抵该海域的白节山（此山是座仅有0.5平方公里的小岛，最高海拔120.7米，并建有灯塔，因山上盛产中药白术而得名）附近时，虽然海面上无雾无风、浪也不大，但“太平轮”竟鬼使神差般地与由基隆载货来沪的“建元轮”相遇，在双方没有亮“应急灯”和鸣“警示笛”的情况下，突然“轰”的一声发生激烈互撞。

　　“建元轮”属于益祥轮船公司，1919年由挪威厂家建造，是中新纱厂总经理荣鸿元买来用以做运输生意的，一直往返基隆上海运输物资。就在刹那间，载着2700吨煤炭、木材的“建元轮”被“太平轮”呈丁字形拦腰撞进一个大窟窿，海水“哗”地向船舱内倒灌。

　　“建元轮”被撞后，船员们纷纷跳水向“太平轮”求救，由于是载重船下沉很快，“建元轮”不到一刻钟船就全部沉没了，船上有72名船员被海水溺毙，只有一位三副和一名炊事员被救至“太平轮”上。

　　“太平轮”也跟着沉没了

　　“太平轮”本是有抢救事故的条件和机会的，在事故发生后，附近有艘“盛京轮”曾收到“建元轮”发出的求救信号，并询问“太平轮”是否需要救援？但事发后回到驾驶舱的“太平轮”船长的回复是“没事了”。“盛京轮”便开走了，等于错失了一个机遇。

　　特别是“太平轮”上挂有10多艘救生艇，本来放下来可自救数百名乘客。也许是大家心里慌了，竟没有一艘被船员或乘客放下。在前舱沉没后10分钟，船的左侧也开始下沉。当时救生艇上挤满了想逃生的乘客和船员，但却没人想到割断绳子……

　　不想，“太平轮”急解救生艇不成，船长发觉舱内也已经进水，便以全速向附近一个小岛驶去，但此时船身已渐向右侧倾斜，船速也越来越慢。更要命的是船上突然发出“轰”的一声巨响，原来是锅炉发生了爆炸，有的人被气浪冲进海里，也有的人赶紧跳海逃命，但绝大多数落水者均因当时天寒而冻死或溺毙。

　　最后的结果是，在“建元轮”沉没45分钟后，“太平轮”也于1月28日0时30分跟着沉没了。

　　海难发生后不久，一艘名为“华尔蒙哥号”的澳大利亚军舰刚好路过此海域，他们见状立即投入救灾，并救起35名（30男5女，30名男性中包括2名“建元轮”船员）乘客，但有一位女性因体力不支死亡。

　　1月28日凌晨3时许，由海岸电台转发了“太平轮”出事前发出的最后呼救，但时值戒严期间，“中联公司”只好延迟至早上5时后才进行营救探查工作，他们向军方借用一艘登陆艇，于1月28日上午驶往出事海域；当天下午1时30分，公司又向“中央航空公司”租用飞机一架，派员飞至出事地点，但因水深浪急，登陆艇在白节山灯塔附近四处兜查达5小时之久无果，包机也在该处上空低飞观察2个多小时，只见海面上有一层黑色燃油漂浮水面，毫无遇难者迹象，只得返回上海。

　　最后官方发布这次海难事故的获救人数是36人，有932人遇难，损失极为惨重。

　　赔偿执行非常困难

　　“太平轮”沉没的事件发生后，在亚洲甚至在世界航运界都是一个大事件，让很多有关的人与无关的人都感到很痛心。

　　对这起让世人震惊的大灾难，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和评论。其中《大公报》在《轮船失事原因》一文中分析：造成此次灾难的原因首先是抗战胜利后轮船大量增加，船员素质低下，仅持准考证就可驾船；其次船运公司不注重救生设备，“中联公司”的华联轮10条救生艇有9条漏水……

　　浙江《东南日报》在《太平轮事件

　　的社会因素》社论中更是认为：“这次事件的原因很多，第一是不负责，无纪律。在现今社会上早已成了风气，一般心理上说人命如儿戏是一个基本原因……社会的缺乏进步与没有秩序皆由于此，于是贪污、昏聩、敷衍、草率、凌乱、暴戾之气，搅成了一团，太平、建元二轮的驾驶人员只要有一方面能够兢兢业业，就不致造成如此巨祸……第二、概自通货膨胀后加政治腐败以来，狡黠之徒无不以事业为工具，以欺诈为手段，以投机为目的，只要结纳官场，负缘金融之门，便可有业皆企,无机不投……他们只具有一种目的，便是怎样才能赚得更多的钱。就说历来肇祸的轮船公司吧，哪一家不是由于乘客逐额，超载过多、设备简陋、人员泛滥、管理腐败所致……”

　　事故发生后，遇难者家属们分别在上海和台湾地方法院起诉“中联公司”，向船方要求赔偿。1949年4月5日，台北地方法院开审“太平轮”沉没案，“中联公司”总经理周曹裔到台湾后，提出以公司所属的“华联轮”向台湾银行抵押现金120万新台币，作为偿债的抵押品，后该公司将所属的“安联轮”也向银行抵押了30万现金，作为支付“太平轮”事件赔款。但赔偿实际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当时币值很乱，物价飞涨，有的人为保险起见，干脆拿到80担白米，也有的遇难者家属仅拿到四五美元。由于时局混乱，还有许多人甚至连一分钱赔偿金也没拿到。

　　1949年4月6日，上海地方法院开审“太平轮”沉没一案。原告有416人，他们在法庭上要求给每位遇难者赔偿3500万元，并尽快打捞死难尸体。

　　这是一起责任事故

　　法庭初步查明：这是一起责任事故，首先是船方为了赚钱，严重超载。其次是据有关人员出庭作证：事发前“太平轮”船长不在驾驶舱内，负责开船的大副和二副喝酒赌钱，把掌舵重任交给三副。然而，在事发时，三副因尿急到卫生间方便去了，没在驾驶室里。“太平轮”当时处在“无人驾驶自由行”状态，从船长到大副、二副、三副，没有一个人在现场掌舵，才导致直接撞向迎面开过来的“建元轮”。

　　而“建元轮”也有驾驶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脱离工作岗位；为赶时间抄小道走，遇到险情处理不及时等一些直接的责任。当然还有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布的“水上宵禁令”，让两船都摸黑行驶，甚至连轮船桅杆上的信号灯都没有亮，这也是间接重要的责任。

　　面对这么大的赔偿数目，“中联公司”根本无力赔偿。另外，“中联公司”投保的两家保险公司华泰和鸿福，事发后都宣布倒闭，更是让法庭无可奈何。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法庭不复存在；当时解放战争还没结束，南迁的国民党政府根本无力与中共方面沟通，“太平轮”沉没一案审理便停止了，所有证词、文件后来多数保存在上海档案馆；台湾地方法庭则保存着台湾方面诉讼文件和赔偿纪录。

　　那两艘被扣押的“中联公司”所属、由澳大利亚制造的轮船则被铁链锁在海港上，天长日久锈迹斑斑变成了两堆废铁。

　　被海难改变的命运

　　一场大海难让900多人失去了生命，也改变了他们亲人的命运。

　　在“太平轮”上遇难的乘客中有当时许多政要、名流、大老板：其中有国民党政府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辽宁省前主席徐箴一家、代表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王毅、国民党总统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的家人、台湾陆军训练部司令教官齐杰臣的家眷、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时的同窗好友俞季虞、袁世凯之孙袁家艺、天津市长之子邓莲溪等。

　　“神探”李昌钰父亲李浩民先生是位富商，他遇难时李昌钰才不到10岁。当时全家人都在台湾桃园家中迎接父亲回家过年，结果等来的却是父亲去世的噩耗，那个年一家人是在悲痛和泪水中度过的。李浩民去世后，李家人优越的生活到此结束，本想从商的李昌钰，重新选择进入不交学费的警校学习，最后走上了从警之路。

　　时为南京国立音乐学院院长的天才音乐家吴伯超先生，这次去台湾是准备为音乐学院迁台寻觅新址，并与家人一起团聚迎新的，但也不幸遇难，享年仅45岁。上海的徐瑞娣的父亲是“太平轮”的船员，父亲遇难时她才三四岁，只依稀记得跟母亲到码头送父亲，从此再也见不到了。解放后，徐瑞娣和母亲留在了上海，后来为了生活，母亲改嫁，也不愿多说父亲和“太平轮”的事，因为说了心里会很难受。

　　家在台北的王兆兰是官方公布的36名幸存者中最年轻的一位，当年她才16岁。在“太平轮”沉没前，她和母亲一起用力抓住弟弟和妹妹的手，她还记得母亲被海浪卷走前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你要带好弟弟、妹妹！”但后来弟妹也被海水冲走了。她获救后，父亲把她接到了台北，她也从不提起这件痛心的事，直到2010年后才为人所知。电视剧《潜伏》余则成的原型张汉，坐的是“太平轮”二等舱47号，由于他当时的身份已经暴露，上船前，他心中就产生了不祥之感，于是他就给怀孕的爱妻写了一封信：“淑贤吾妻，无论您生男生女，都要好好地把他养大成人……”

　　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发表于1965年7月《现代文学》第25期的小说《谪仙记》中，就描写了国民党外交官之女李彤，因父母在“太平轮”失事遇难后，命运发生巨大转折，最后在威尼斯投海自尽。这是较早反映“太平轮”事件的文学作品，1989年被大导演谢晋拍成电影《最后的贵族》，由著名演员潘虹、濮存昕主演。

　　逃过劫难的人们

　　不幸中常有万幸之人，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没有坐上“死亡之轮”，而躲过一劫。

　　台湾高雄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当年赴台时也是想乘“太平轮”的，但因时间仓促没赶上，而免遭这场大灾难。还有一位母子本已买好“太平轮”这趟船票，但因婴儿平时坐车会吐奶，怕在船上时间长，孩子一旦晕船吐奶不好办，所以就退掉船票改乘飞机，所以是“吐奶”保了母子的命。

　　葛克是“太平轮”海难36名幸存者中的一位，他当年任国防部参谋少校，他乘“太平轮”是要赶在新年前把妻儿带到台湾去，结果这趟旅程成了他与妻儿的诀别之行。

　　事发时，他们一家站在“太平轮”最高处烟筒的左侧，不料很快船向就右边倾倒，他们站不牢了。不一会儿工夫，他觉得脚下冰冷，其怀里的两个孩子与紧挽着手臂的妻与幼儿一下被冲散掉进海里，连半句话也没说上，很快就不见了。他立即把皮鞋脱去，手枪丢掉，抓住水面上一只木箱，想去抢救妻儿，可妻儿影踪全无。

　　最后，他流着眼泪扶着木箱随着海浪漂流，直到被人救起。

　　台湾资深媒体人、著名作家张典婉的母亲司马秀媛是在1948年搭乘“太平轮”到台湾的。

　　她在上海也属大家闺秀，而且是外交官的夫人，平时爱化妆打扮，穿上旗袍人很秀美。她到台湾后住在苗栗农村，刚开始对那里的生活适应不了。后来，她领养了客家女儿张典婉，并将其带大，培养成才。

　　她去世前，曾将心中放不下的“太平轮”事件有些情况告诉了女儿。

　　2000年母亲过世后，张典婉便想写《太平轮纪事》，2004年起她参与《寻找太平轮》纪录片采访，到浙江、上海档案馆查阅过相关资料，并采访了一些生还者或遇难者后代及相关人员，采到了许多第一手材料。

　　2005年《寻找太平轮》纪录片的拍摄成功播出后，她又开始写作《太平轮1949》，从而揭开了尘封60年的“太平轮”沉没事件的许多真相。

　　（作者系浙江省委统战部干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出版专著、合著10本。）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