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未来一个自由世界

　　作为台湾著名的文学家、政治活动家，谢南光在抗战期间的义举和返回大陆之后所做的大量工作已被媒体广泛报道。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在作为国民党当局驻日代表团工作人员驻日工作期间，谢南光与吴文藻、谢冰心夫妇结下了长达半生的深厚友谊，并一力安排了两人返回祖国大陆。近日，本报专访谢南光之女谢秋涵，与读者共享近70年前的那些珍贵回忆。

　　抗战胜利后，作为战胜国的国民党当局组成了驻日军事代表团赴日本工作。在这个代表团中，曾有“二吴”（吴文藻、吴半农）、“二谢”（谢冰心、谢南光）四位著名文人。冰心曾在她的文章《关于男人》里写道：“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当时随父亲共同居住在日本的谢秋涵，正是这段友谊的见证者。

　　“吴妈妈”回国记

　　“战后的日本物资供应极为短缺。但作为战胜国，国民党当局驻日军事代表团是享受特殊供应的。在这种情况下，驻日代表团内几乎所有的团员都利用自己职务之便在倒腾黑市。”谢秋涵说，“只有两个人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一个是我父亲，一个就是冰心的丈夫吴文藻。”

　　谢秋涵说，正是因为同样的性格，让谢南光和吴文藻夫妇相识，也是由于吴文藻两袖清风的气质，让当时还隐藏着自己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的谢南光决定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去影响这对进步的夫妇。“就像吴妈妈在文章里写的，父亲经常拿进步书籍给吴伯伯、吴妈妈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组成学习小组，讨论新中国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据说当时还曾经想促成国民党当局驻日代表团的易帜，只可惜后来遭到了镇压，没有成功。”谢秋涵说。

　　谢秋涵管吴文藻、谢冰心夫妇叫“吴伯伯”、“吴妈妈”，在60余年前那个小小的女孩儿眼里，父亲和吴伯伯、吴妈妈不过是一起看书、吃饭、郊游、爬富士山，年幼的她并不知道，这温和的友谊，其实如履薄冰：在当时的驻日代表团内，不仅有如谢南光一样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潜伏着很多国民党特务。而吴文藻每得到一本书籍，都要在书籍扉页上写下时间、地点和自己的名字。这本是文人爱书的好习惯，在那个年代却成为了他们夫妇的“罪证”。冰心曾提到，有一次，一个特务到了他家，从书架上偷走一本写有吴文藻名字的《论持久战》，让吴文藻夫妇意识到危险可能就潜伏在四周。加上易帜传闻流出，吴文藻便辞去国民党当局驻日代表团的职务，谢南光也被驻日代表团开除。谢南光对外宣称“下海”做生意，搬到横滨，而吴文藻夫妻则以《星槟日报》记者的身份留下，等待回国的机会。

　　当时，两岸已经隔绝、中日亦未建交，在文坛颇有影响力的吴文藻夫妇持有国民党当局的护照，想回到大陆并不容易。1951年，吴文藻接到了耶鲁大学的聘书。谢南光知道，回国的机会来了。

　　“吴伯伯向台湾当局申请携妻赴美任教，即获准离开日本。然后，吴妈妈对当局说，她需要做几身旗袍带到美国穿，而日本人不会做，要去香港做衣服。而我父亲早已联系了我党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到了香港之后，她和吴伯伯立刻被从‘地下交通线’送回了大陆。”谢秋涵说。

　　偷渡与投亲

　　吴文藻、谢冰心返回了大陆，这个消息引起了台湾方面的震动，作为牵线者的谢南光，自然脱不了干系。谢秋涵说：“我们两家关系非常好，吴伯伯他们准备离开日本的时候，房子退掉、就暂住在我家里。”这种亲厚自然让已经被怀疑的谢南光更加“显眼”，“后来我妈妈就告诉我，门口那个修鞋的就是特务，而父亲出门时，日本警视厅的人也经常会盯梢监视。”

　　最危险的一次，是太平号护卫舰开至日本修缮，舰上工作人员闯到谢南光的家要抓捕他。那天，家里人恰好去了东京，家中被抄得乱七八糟：“那时我家请的日本女佣，母亲一回来，她就拉着母亲的手连声说：‘夫人，危险啊！’”于是谢南光意识到，自己也不能继续留在日本了。

　　1952年，谢南光潜藏在一艘货轮里，偷渡前往香港。“路经台湾海峡的时候风浪突然大了起来。船员说，如果风不停，就只能在台湾靠岸。以当时的形势，若是停在台湾被国民党抓住，我父亲就必死无疑。父亲后来说，他们离台湾海岸已经很近，连岸上走动的人都能看得到，谁知尚未靠岸，风浪竟然小了。就这样，父亲有惊无险地离开日本，仍旧顺着香港的“地下交通线”回到了祖国大陆。父亲走后，母亲对外称她的丈夫失踪，她本人不会日语且没有生活来源。因为亲人都在大陆，故希望返乡投亲。”就这样，1952年秋，母亲带着谢秋涵返回了祖国。

　　那一年，她8岁。

　　谢秋涵还记得，当时台胞刘启盛前来码头送行，怕有特殊之需拿出一沓美金悄悄塞在客舱的地毯下，对母亲说：“船开出公海之后，你再把钱收起来。如果那之前被人搜出来了，你就说你不知情。”

　　半世温情

　　谢秋涵稚龄结识吴文藻、谢冰心夫妇，她称冰心为“吴妈妈”，称冰心的幼女吴青为“二姐”，离乱时候、平安时候，冰心待她都如另一个妈妈。历经危险终于在祖国大陆重聚之后，两家的交往更频繁了起来。

　　“那时候吴伯伯他们住在民族大学，是楼房，书又特别多，就把一部分书存在我们家。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到吴伯伯家去玩。记得1960年，吴妈妈60大寿，老辈人讲‘避寿’，他们夫妇就‘避’到我家来了。那时候正是困难时期，哪儿有什么吃的呀，我家的阿姨就给吴妈妈做了一桌抻面，放了点菜码。吴妈妈吃了之后连声说：‘这面条真好吃！’”

　　在一封写给谢秋涵的信里，冰心这样写：“亲爱的秋涵：恭喜你生了一个大儿子！这些日子我们办公楼大修，我们都在家里工作。昨天你的电话来了，是组里几个年轻同志接的。他们以为我们谢家生了个男孩子，还敲了我些糖果，我当然高高兴兴地提供了……”

　　普通人能见到的，都是冰心的文学作品，而谢秋涵看到的，则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温情脉脉的闲话：“陈刚（冰心的外孙）同他父亲到青岛去看她奶奶去了，李丹（冰心的另一个外孙）已‘退所’回家等待上小学，陈刚不在，他闲得不行，我们又有工作，他很难受……”这样稳定而从容的爱与关怀，是谢秋涵对父亲、吴文藻夫妇这一代革命者的独特印象：“从他们身上我知道，不是只有受到压迫才会革命。无论我父亲、吴伯伯、吴妈妈，他们都不是社会的底层人，甚至可以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但是他们认识到社会需要改变，而他们所做的，就是留给未来一个自由的世界。”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