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和刘半农唱“双簧”

　　《新青年》安家于北京大学之后，为了吸引众人围观，扩大社会影响力，钱玄同和刘半农合演了一场“双簧”，并由此演变成了一个公共话题，将新文化运动的理念从书斋推广到大众之中，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新青年〉图传》还原了这场自导自演的“双簧”。

　　《新青年》迁到北京之后，不论编辑方法还是内容形式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尤其第4卷第1号，堪称“改头换面”的一期:从这一期开始，杂志只刊载白话文，并且采用了新式标点。

　　这时，《新青年》提倡新文化运动有点尴尬，除了自己这边在锣鼓喧天地“呐喊”，还没有一个“敌人”出来迎战，传统卫道士们还没有看见他们的热情和魄力呢。身怀绝技，斗志昂扬，却没有对手，这是何等寂寞。

　　独角戏唱起来没劲，那不妨攻打一下假想敌。就好像双方辩论一样，必须一方陈词，一方反驳，双方互争互斗才能热闹好看。于是，新文化阵营的刘半农和钱玄同自导自演了一出“双簧”。

　　自导自演唱“双簧”

　　“双簧”的经过是这样的。1918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号上并列刊出了两封信件。一封是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杂志社的公开信。全信以文言写成，共4000余字，故意以一个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卫道士的口吻说话，历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罪状。

　　而另一篇《复王敬轩书》署名“本社记者半农”由刘半农执笔，通篇所举观点都与前文针锋相对。全文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

　　钱玄同很有旧学的底子，模仿旧文人的口吻惟妙惟肖。他在化名王敬轩的信中通篇攻击新文化人，谩骂他们的白话文主张如同“狂吠之言”，攻击他们使用新式标点、引进西方文化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文中还特意大大赞扬了当时的桐城派古文家，也曾任教北京大学的林纾:“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

　　而针对“王敬轩”的言论，刘半农采用嬉笑怒骂的方式逐一予以了批驳，并批评王氏这样的守旧者是“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尤其以林纾当射击的靶子，刘半农讥笑林氏翻译的外国名著虽然数量很多，却没有什么价值。他轻蔑地说:“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那就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

　　可以说，由钱玄同、刘半农执笔的两篇文章针锋相对，形成了水火不容的论争之势。这样一来，林纾算是莫名其妙地被拉进了骂战旋涡。

　　林纾跃身上阵

　　其实“双簧信”向林纾挑衅的意思很明显。给“假想敌”取名“王敬轩”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大有深意。林纾，字琴南，号畏庐。从字面意思上来说，“敬”对“畏”，“轩”对“庐”，“敬轩”其实就是隐射林纾之号“畏庐”了。钱、刘二人给守旧者命名“王敬轩”，等于把战斗火力直接瞄准了林纾。

　　为什么偏偏挑选林纾充当头号敌人呢？作为清末民初的桐城派古文大家，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上的成就，林纾是公认的晚清“桐城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对于“激进”“求异”的新文化运动，老成持重的林纾本来一直保持着沉默静观的态度。但在“双簧信”的明显挑衅之下，他终于按捺不住，跃身上阵了。林纾不仅直接写信给蔡元培要求校长主持风化，还通过撰写小说来指名道姓地痛骂新文化人。

　　林纾利用小说回应

　　1919年2月和3月，上海《新申报》先后发表了林纾的短篇文言小说《荆生》《妖梦》。这两篇小说以文言的仿聊斋体写成，都是借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来影射谩骂新文化运动。《荆生》写了一个“伟丈夫”镇压狂生的故事。身体强健、武功高强的荆生夜宿陶然亭，听到隔壁有安徽人田其美(指陈独秀)、浙江人金心异(指钱玄同)以及刚从美洲回国的狄莫(指胡适)三人正饮酒作乐。他们一边喝得兴高采烈，一边口出狂言攻击孔子和古文。荆生听得怒火中烧，破门而入施展武力制服了三人。小说中描述田其美等被打倒在地，狼狈不堪。尤其是近视的金心异掉了眼镜，趴在地上磕头不断，简直丑态百出。《妖梦》写某人梦中游阴曹地府，居然在地府见到一所“白话学堂”。只见学堂中熙熙攘攘，全是魑魅魍魉。其中校长元绪(指蔡元培)，教务长田恒(指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指胡适)为鬼怪中的突出者。他们高挂着“毙孔堂”的招牌，大肆妄谈废除古文，毁弃伦常。终于，白话学堂中鬼怪们的乖张狂妄言论激怒了地狱阿修罗王，被他吃掉化为臭不可闻的粪便。在种种关于暴力与杀戮的幻想之中，林纾似乎获得了最大的快意。

　　1919年3月18日，林纾又给蔡元培写信，希望他以校长的身份约束教员的“胡闹”。林纾指责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说新道德推崇者蔑视父母养育之恩是“人头畜鸣”。对于推行白话文的主张，他痛心疾首，危言耸听地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引为教授矣。”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林纾那边的回应多有谩骂攻击之词，这边新文化阵营却不免又惊又喜。期盼中的敌人终于出现了！“骂战”必然引起社会关注，何况又是林纾这种已有盛名的人物。为打退林纾，他们纷纷揭露林纾在《荆生》中呼唤的“伟丈夫”就是手握兵权的徐树铮——段祺瑞政府中的安福系干将。《荆生》见报后，陈独秀在自己主办的《每周评论》全文转载，并写了编者按语说“有人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评价这篇小说就是“代表这种武力压制的政策的”。从此，荆生被阐释为武人政权或军阀的化身，而小说作者被斥为专抱“伟丈夫”大腿的小人、“现在的屠杀者”。这样一来，林纾被置于倚靠权势的无耻境地，而新文化阵营因成为被压迫一方轻易获得了公众的同情。

　　另外，针对林纾指责北大的言辞，蔡元培的回答义正词严。在名为《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函》的复信中，蔡元培不仅反驳林纾，也向整个社会表明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对林纾这样的遗老而言，提倡白话文动摇了儒教传统当然大逆不道，但蔡元培看来，在主张个性，学术自由的当今之世，新文化运动自有发展之道，何必拿着礼教、道德的威名加以打压？蔡元培说: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这响当当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随着蔡元培流传青史，不知被后人转载引用多少次。

　　发展成为公共话题

　　林纾和蔡元培都是当时的学界名流，他们之间发生的问答、争辩非常容易引起公众的注意。恰好，那时候坊间又流传说教育部要驱逐大倡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等人。许多报纸纷纷报道并刊登林、蔡的言论往来，两人的论辩迅速引发舆论的关注。而且，各报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把“林蔡之争”冠上“新旧之争”“新旧思潮之冲突”“新旧思潮之决斗”等火药味浓烈的标题。原先只是囿于学术界的思想分歧，在新闻媒体的煽风点火之下顿时闹得满城风雨、众声喧哗，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林纾没有预料到，他对新文化人、对《新青年》的一番批判、攻击会招来媒体的广泛报道，并且发展成为公共话题，无形中又为《新青年》作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事后，逐渐平静下来的林纾还是颇有君子风范，后悔自己怒火中烧时的口不择言。他亲自写信给各个报馆，承认自己骂人的错处。可见，林纾还是一个敢作敢为、颇有担当的人物。然而，林纾只对私人意气用事认错，他仍倔强地反对新文化和新思想，他说:“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瘈狗不吠而后已。”在新潮涌动的民国，年纪老迈的林纾实在难挽狂澜。

　　图1:刘半农

　　图2:钱玄同

　　图3:林纾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