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人：一个人存在就要有利于社会

1984年7月29日21时43分，周建人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周建人遗体火化前，邓小平、叶剑英、陈云、彭真、李先念、邓颖超、胡耀邦、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部门都送了花圈。

1988年11月11日，为纪念周建人诞生100周年，首都各界人士300多人隆重集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周建人的老战友雷洁琼，在会上高度赞扬“周建人同志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人士、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宋堃在讲话中，高度赞扬周建人“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说，周建人从1921年至建国前，长期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是我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位自然科学家，曾编译十几种生物学方面的书籍，以进步的生物学家而闻名”。他说：“周建人从一个爱国民主主义者终于转变成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所走过的道路，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道路。”

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周建人对中国妇女问题一直十分关注，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非常敬佩为争取妇女解放民族独立而献身的秋瑾烈士。“五四”运动以后，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他继续倡导男女平等，主张妇女应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方面，享受和男子一样平等的权利，并为此作出了许多努力。

妇女的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尺度。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一文中说：“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1920年8月1日，周建人与胡愈之、周作人等17人发起组织“妇女问题研究会”，并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妇女问题研究宣言》。宣言指出，妇女要求得到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有赖于经济上的自立自主，而妇女个人的独立自由，又必须与社会解放相一致。这个宣言成为“五四”时期我国妇女运动的著名文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1年9月，他在《妇女与社会》一文中，就从生物进化的角度，从教育与培养高素质人口的角度，谈到人口不在乎多，而在于精。他指出：“建设家庭的本能，根底极深固，不是因环境而能消灭的；而且社会的进步，实藉于分子的健全，而不在人数的过多；生殖不过多，而养护周密，使中途夭折的减少，这是极合于经济，也是进化而适于生存的条件。”

受“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周建人在1920年至1930年的10年间，前后发表了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近百篇。如果说“五四”时期的鲁迅曾经在小说中喊出了振聋发聩的“救救孩子”的强烈呼声的话，那么周建人则是紧扣“救救妇女”这一主题，为争取妇女解放而呼号。

共产党可信赖的知心朋友

如果说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前10年，在从事编辑工作之外，用相当多的精力关注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运动，那么后10年，周建人在继续从事编译工作的同时，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一起，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反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法西斯暴行，组织进步团体，努力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成为中国共产党可信赖的知心朋友，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周建人很早就接触了共产党人。到了商务印书馆后，当时早期的共产党人沈雁冰（茅盾）和杨贤江等已在该馆工作。他们相识之后，在思想上心心相印，在事业上互相支持，成了知心好友。1923年，经沈雁冰介绍，周建人认识了瞿秋白及其夫人杨之华。当时，瞿秋白刚从苏联回国，在上海筹办上海大学，物色各系教员。他得知周建人正在从事妇女运动，对生物科学很有研究，便主动邀请他担任教授，讲述达尔文的进化论。

据周建人回忆，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陈云同志也在该馆工作，任经理部经理。他们两人尽管工作性质不同，但常常见面，互致问候，也比较了解。周建人对陈云善于理财的才华非常赏识，后来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陈云理财精明，富有经济头脑，他在商务时，时常要向总经理王云五汇报账目，六七位的数字别人用心记也记不住，他可以一口气报得清清楚楚，一点不错。”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领导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当时，鲁迅和共产党人已有很多往来，但在白色恐怖下，他们的联系不能公开进行，往往就由不大受人注意的周建人担任联络。一段时间，瞿秋白在上海，有时住在鲁迅家里，有时住周建人处，有时则住其它地方，时常转移，也是不公开的。瞿秋白写信给鲁迅，往往先寄给周建人，请他转交。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常常收到署有“犬耕”化名的来信，这就是瞿秋白写来的。一次，周建人正在开会，收到别人送来的一封信，上面写着“家姑奶奶收”。周建人知道，这是瞿秋白写给鲁迅的，当即放进口袋，转给鲁迅。鲁迅警觉性很高，曾对他说：“凡是你看不懂的，就都交给我好了。”

1930年以后，周建人在鲁迅等人引导下，参加了济难会、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很多活动。1932年，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政府迫害进步人士，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同志，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鲁迅、周建人也参加了筹备工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成立的进步组织，经同盟同人的奔走呼号，艰苦努力，曾营救了包括廖承志、丁玲、潘梓年、罗登贤、罗章龙、陈赓、陈独秀、彭述之、许德珩、牛兰夫妇等在内的一大批中共的负责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

义无反顾地站在人民一边

在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倒退决战的关键时刻，周建人义无反顾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为了争取人民的基本权利，他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主解放的爱国运动中。他为此写文章，上街游行，把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

抗战胜利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他先后在生活书店、新知识书店担任编辑，继续从事进步文化事业。他和文化教育界爱国民主人士一起，经常在进步报刊《民主》（《民主》是抗战胜利后不久，由郑振铎、徐伯昕、蒋天佐、罗稷南等办的政治性刊物。马叙伦、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人经常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周报》、《新文化》、《文萃》、《文汇报》、《联合晚报》上发表文章，尖锐抨击国民党反动当局卖国、独裁、内战的政策，反对国民党政府向美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尤其对当时强迫人民实行的所谓“五家联保法”和“警管制”等种种法西斯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坚决的反对。据统计，从1945年至1948年的4年中，他撰写的关于和平民主运动的政治论文，总数在百篇以上。这是周建人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他写政治论文最多也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期。

周建人在许多政论文章中，代表广大人民的意愿，发出了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民主的强烈呼吁。他在《人民需要和平反对内战》一文中指出：“正值中国国内有纠纷之时……美国对于中国的一切措置必须特别慎重，只宜助中国减少内部的摩擦，应避免增加摩擦或推波助澜，以免扩大内战。例如美国移交在华军火与军器的事应该从缓实行。”他深信，尽管反动派如何逆时代之潮流而动，历史行进的方向是改变不了的，便是在向解放这方向走去，即向民主与自由的方向走去。无论什么大的阻力到此成为渺小。这是过去历史所昭示人们的教训。

1946年5月，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发生后，周建人和其他在沪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奋起反对，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暴行。7月，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民主》、《周报》等一大批进步刊物先后被查封。在此时刻，周建人与马叙伦、许广平等人联合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尖锐地指出：“人民的口是终归封锁不住的，文化是终归虐杀不了的。”他们呼吁“全体人民一致起来，争取人民所应有的自由权利”。

1948年4月，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由他的老战友、老党员艾寒松同志介绍，周建人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秋天，周建人辗转到了西柏坡，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干部和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1949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设宴，招待来自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周建人偕夫人应邀出席。会上，当介绍到他“这位就是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先生”时，毛泽东高兴地和他热烈握手，对他突破重重封锁前来解放区工作表示热烈欢迎。

用精神食粮增进精神的健康

1949年6月，周建人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9月21日，又以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还参加了“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的工作，并于1949年10月1日应邀参加了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周建人被任命为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协助胡愈之署长开创了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建树很多。他在给绍兴的表弟郦辛农的信中说：

我的职务是管出版，计划出版一些于思想有益、于生产有用的书。过去商务等书局出版书，别的不说，即有关于农业生产的书，也多半在房间里面东抄西袭的东西，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现在想找些有用的来出版。多至十万百万余言，少到不满一万字，只要于中国的进步有益的，都想要……

1950年9月15日，全国出版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在会上致词，胡愈之署长作了工作报告。郭沫若、周建人、郑振铎等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周建人副署长在9月1日为大会题词，他写道：“人民不但要吃、饮、住、衣，来维持身体的健康。还需要优良的‘精神食粮’来增进精神的健康。所以出版者应尽力出版真正滋养精神的好出版物，并把它们运到读者面前供他们阅读。”这一题词，对新中国的出版事业起到了指导作用。它强调读物的社会功能与客观效益，强调作品对人的精神的潜移默化作用，正确体现了我们党的出版方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重温周建人有关出版工作的论述仍有着现实的意义。

热诚邀请叶圣陶参加民进

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之一，周建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不遗余力地关注并投身于民进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努力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广交朋友，密切联系所属组织成员，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新的贡献。

这时的周建人跟邓颖超、范文澜等共产党人来往很多，与社会各界都保持着广泛的社会联系，与党外人士关系也很亲密。他特别钦佩当时的无党派人士叶圣陶先生高洁的思想和人品。在“文革”之前，他就建议由民进中央出面，热诚邀请这位耿直正派、关心知识分子疾苦的教育界老前辈，著名的文学家、编辑出版家参加民进组织，他认为这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光荣。周建人还以师长相尊，并引以自豪。叶圣陶对比他年长几岁的周建人也很尊敬，他常对周建人说：“建老，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好了，我信得过你，听你的。”在北京时，叶圣陶常常带点苏州家乡土产去看望周老，周老也常到他家里作客，两人回忆解放前在上海参加进步文化运动和解放后在教育部的一些往事，交谈人民群众关心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地位待遇和工作条件问题。他们推心置腹，一聊就是大半天，要不是周夫人提醒，他们连吃饭都会忘记的。

不难想见，中国民主促进会和其他民主党派，以及中国的知识界，正是由于有着像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这样一批德高望重、正直无私、廉洁奉公、学识渊博的领袖人物，因而赢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赖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

呼吁全社会都要尊重教师

周建人晚年虽然已不能亲自参加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但他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仍然十分关心，对如何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提高教师的生活待遇，仍然给予高度的关注，并在许多场合热切呼吁全社会重视，切实解决好包括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问题。

1981年1月22日，河北省完县发生殴打小学教师事件。周建人提议，以民进中央的名义致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呼吁有关方面对肇事者给予严肃处理，切实保障学校的环境安全和教师的人身权利。1983年上半年，重庆市又发生一起毒打、侮辱云台中心小学女教师的严重事件。这一事件说明，我国一些地方歧视、伤害教师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惩处不足以平民愤。5月13日，周建人与叶圣陶这两位德高功劭的民进领导人，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办公厅，强烈要求依法惩办凶手。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此十分重视，立即打电话给中共四川省委、重庆市委。经过调查核实，终于为被害人伸张了正义，凶手受到了应有的制裁，也维护了教师的尊严。5月15日，《光明日报》全文刊登了周建人写给该报总编辑的信，揭露上述事件，呼吁全社会都要尊重教师，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维护宪法的尊严。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

周建人待人宽厚，对自己要求却十分严格。他生活俭朴，严于律己。不论在担任浙江省省长，还是在担任国家领导人期间，在他的住宅里，除了几个书橱和一些生活必需品外，没有一件奢侈的摆设。

周建人担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省长，后来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作为国家领导人，按有关规定，他出差完全可以坐火车“公务车厢”，但他一直拒绝坐这种车。直到1978年90岁时去四川，才由中共中央安排他坐过一次。他认为领导人就是人民的公仆，不可高高在上，至于以权谋私，贪虚荣，讲享受，这在共产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他常称赞方志敏烈士的一段话：“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他还相信鲁迅说的话：“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了。”他赞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五老（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他们勤劳俭朴、一尘不染的崇高品质，为全党全国人民作出了榜样。

1982年夏天，是北京几十年来最热的一个夏天，中央领导担心他的健康，又一次动员他到外地疗养，并告诉他，我们国家在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形势在好转，国力在增强，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但他又一次谢绝了。他说，“国家像一个刚刚病愈的人，百废待兴，任务艰巨，应当把可省的钱都省下来，支援四化建设”。有关部门只好在他的卧室装上空调器，使这位90多岁的老人，能够安全地度夏过冬。但用过几次之后，他觉得这个东西太费电了，就再没有动用过。

1984年周建人去世之前，还留下如是遗言：

我身后的丧事要从简，要改变繁文俗礼的旧习惯。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资金很宝贵，时间也很宝贵，不能因为办丧事花国家的钱，不能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尸体交给医学院供医生做解剖，最后把骨灰撒到江河大海里去。伟大的导师恩格斯的骨灰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学习他的彻底革命精神。

根据周建人的遗言，他的遗体在火化前曾在北京医院进行了解剖，供医学与科学研究用。解剖后，北京医院留有他遗体的解剖报告。周建人把他最后的存在也奉献给了人民，实现了他生前“一个人存在就要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类”的庄重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