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勒信仰和造像的中国化进程

　　在参拜汉传佛寺时，一般首先会看到一尊袒胸露腹、箕踞而坐、笑口常开的塑像，尤其是他的便便大腹，更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亲切地称这尊塑像为“弥勒佛”。

　　这尊生于印度、常驻中国的弥勒佛在梵文中被称为梅旦利耶菩萨，据季羡林先生考证，梵文的梅旦利耶译成吐火罗语后念弥勒，所以弥勒是从吐火罗语音译过来的，而这个词又跟梵文的慈悲一词音相同，所以弥勒菩萨宋代以后又叫慈氏菩萨。虽然玄奘大师主张“直译”，但弥勒的“中国名”还是被沿用至今。

　　弥勒是姓，他的名字叫阿逸多，意译为无能胜。据记载，弥勒出生于古印度波罗奈国的一个婆罗门家庭，与释迦牟尼是同时代人，后来随佛祖出家，成为其弟子，弥勒得道后，比释迦牟尼先离开人世。

　　据佛经说，弥勒去世后居于兜率天内院。兜率天是欲界六天中的第四天，有内外二院，内院常为补处菩萨(继承佛统的菩萨)托生处，由于弥勒菩萨居于此，所以又把兜率天称作“弥勒净土”。他要在兜率天中居住56亿7千万年后下生人间，接替佛祖主持婆娑世界(人间)度化众生。弥勒下生时，要经过和释迦牟尼成佛完全相同的历程。弥勒成佛后，将在华林园龙华树下三会说法，化度无数众生，届时人间将出现“无任何灾难，人心皆为大善”的美满世界。据此有学者认为，弥勒信仰的出现应该与世界范围的救世主信仰传播有关。

　　我国的弥勒信仰在两晋时期开始流行。由于竺护法译的《弥勒下生经》、鸠摩罗什译的《佛说弥勒成佛经》和稍晚时候在南朝译出的《弥勒上生经》等广泛流传，南北朝时对弥勒的信仰势头更盛，并一直延续到唐代玄宗年间。

　　之所以弥勒信仰在我国得以迅速传播，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弥勒信仰都没有多少理性思维因素，主要凭造像、建塔、立寺以至礼拜、念诵之类较为简易实际的方法传播，因此比较容易被接受。而弥勒下生拯救众生的说法，对于广大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穷苦百姓而言也非常有吸引力。另外，根据佛经描述，弥勒菩萨居于欲界的第四天兜率天，而佛陀净土则远在三界之上，这让众多信者认为:“求往生于弥勒净土已极为不易，何敢求生弥陀净土成佛”所以，包括当时主张“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两晋时期北方佛教领袖道安等人，都造弥勒像，率弟子在像前立誓，发愿“往生弥勒净土”。唐朝的玄奘大师更是一位忠实的弥勒信仰者。在临终前，玄奘曾造弥勒像一千幅，并与徒众等辞别说:“玄奘……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共诸有情同生睹史多天(兜率天)弥勒内眷属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时亦愿随下广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

　　弥勒信仰进入中国后，随着时间推移，其教义也迅速“中国化”，并衍生出如弥勒教、白莲教等。“下生度化众生、改天换地”的观点往往被一些人加以利用，如武则天就曾说自己的女皇帝位是佛祖早已“预记”的，还自称弥勒下生，加尊号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到元代为止，很多农民起义和叛乱也以“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作为宣传口号。

　　和教义相同，弥勒的形象也开始中国化。两晋以后，弥勒的形象也被塑造成两大类型。作为未来世界主宰者的弥勒佛，在信者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故各地造像多采取高大、庄严的形象，如唐代建造的世界上最大石雕佛像乐山大佛。而作为菩萨，弥勒往往被塑造成一头戴天冠、身披璎珞，手持莲花的形象，每每被单独供奉。

　　五代以后，弥勒信仰的中国化更加成熟，大肚弥勒佛形象开始出现。相传这是按照布袋和尚为原型塑造的。布袋和尚，名叫“契此”，又号“长汀子”，浙江奉化人。常说他时常背着一根竹杖，上面挂了一个布袋，在闹市中行乞并教化众生。他形体肥胖，面带笑容，说话颠三倒四，随地躺卧，腆着大肚子，冬天也不怕冷，有人给东西，就装进口袋哈哈大笑。他性行放逸，其语类禅。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端坐于浙江奉化岳林村的盘石上圆寂，临终说偈云:

　　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

　　后世认为他是弥勒的化身，按照他的形象作艺术加工，塑成现在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佛，成为宋以后历代寺庙天王殿内主尊，代表佛门迎送善男信女。

　　弥勒的这个中式形象广为流传，甚至被隔海相望的日本所完全接受，成为广为日本人民喜爱的七福神之一的“布袋和尚”。稍有不同的是，据说“日本布袋和尚”的口袋宛如圣诞老人的口袋，里面装满了“准备赐给信众的宝贝”。

　　图1:11世纪的弥勒菩萨青铜像

　　图2:日本近代的布袋和尚雕像

(来源:人民政协网)